由一个基督徒来讲肯定无神论者的话，各位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甚至认为宗教没有价值。但是这里所涉及的灵性层面确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发现，不能把所有的无神论者归入同一类型。无神论者至少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承当不起上帝存在的事实。他们没有道德心，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不负责任。如果有上帝，那么上帝肯定不会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无神论其实是用来麻醉自己的鸦片，是自欺的。

然而，有时候这类无神论者也居然道貌岸然地想充当宗教的守护者。从古到今，很多政治人物曾装出敬虔的样子，为的是利用宗教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希律王就曾想以朝拜新生的基督为名，将他杀害。

我们可以称这第一类无神论者为不择手段的无神论者。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任何事都可以做。”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心目中一定只有这一类无神论者。

第二类人，他们是诚实的无神论者。他们认真地对待上帝这一概念，觉得对此只能存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态度。

我们基督徒认为，上帝是父，也是全能的。但是你曾否意识到，在一个充斥着痛苦、贫穷和异化的世界里，这话是难以接受的？上帝要么是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消灭恶，要么是他能够但不愿意，要么是尽管愿意但不能够，要么是既能够也愿意。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才与基督教所推崇的神性相配，但是对于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中的人来说，一位既全爱又全能的上帝似乎并不存在。非正义和邪恶的事情随处可见，这真是使人难以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们倒是很容易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冰冷无情的宇宙中，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一无所依。所以，有些无神论者以严肃的态度费尽心思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发自内心的怀疑和不信是值得我们理解和同情的。

第三类无神论者是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的无神论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就宗教所渲染的上帝而言，他们不得不拒绝他，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只不过是现状的维护者，他反对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改革，保护腐朽和不公道的社会秩序。他和压迫性社会里的非正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站在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一边，所以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理所当然必须拒绝他。

为什么当初中国具有改革和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会拒绝基督徒的上帝呢？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都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基督徒曾祷告祈求上帝行神迹使解放军战士淹死在长江里。这一祷告是残忍和反动的。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个基督徒领袖竟然从地面给敌机发出信号，以便于对方轰炸。尽管做了这事，还有人为他辩护说，作为一个重生的人，他是不可能犯罪的，因为他已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一个被预定得救的选民，可以不受道德法的约束。这样说来，因信称义就可以不遵守法律了。假如你信仰基督，那么任何事都是许可做的。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所宣扬的。它所推出的是上帝准许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做任何事情。

我们的上帝在政治上如此反动，我们又怎能期待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不坚持无神论呢？所以，很多无神论者之所以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看到了有神论者的上帝观太荒唐了。可见，错误的上帝观实际上比无神论更令人远离上帝。这些无神论者所反对的是信徒荒谬的上帝观。这种上帝观使得这些无神论者对上帝的存在问题不屑一顾。

这种无神论是有其积极的内容的。它强调人的因素，它发掘人的潜力，它发出高举人类的呼声，它鼓励人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向宿命论和失败主义发出挑战。在一个沉寂了千百年的社会里，这种抗议正合时宜。在他们对上帝的否认声中，我们听到了人类要求解放和尊严的呼声。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错误的上帝观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这类无神论包含着崇高的成分。这是因为它指出：人因其本性，注定得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人与人的疏离不符合人的本性，而是充满矛盾的社会造成的;人注定要过自由的生活，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表现并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劳动是劳动者对人群关爱的表现，是在人道、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这些信念是构筑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希望之上的。

埃斯库罗斯讲述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令我神往。普罗米修斯是叛逆精神的一座传奇性的丰碑。他为了帮助人类与自然界作生存斗争，从天上偷取火种。宙斯大为恼怒，就用锁链把他锁在悬崖上，并且放出秃鹰来啄他的肝。如果他向宙斯屈服，他的煎熬就可以结束了。但他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做宙斯的“听话的孩子”他说：“放心吧，我宁愿承受这厄运，也不愿服侍你。宁愿做这岩石的仆人，也不愿做宙斯听话的孩子。”

今天在中国以至全世界正在出现的人道主义革命者就是现实历史中的普罗米修斯。

当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任何事都可以做”时，他实际上是把无神论和道德虚无主义视为等同。或许正是他对上帝怀有恐惧，才没有随心所欲地去做各样坏事。帕斯卡尔也认为，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们会变成怪兽，自然界将变得一团糟。这两人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并不放任自己去做任何坏事的无神论者。他们严于律已，不容自己去做有损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事。他们热爱人类，愿意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好处，也不追求舒适的生活。他们以同志般的爱爱人民。革命者最重要的标志不是恨，而是爱。真正的革命者总是怀着强烈的爱。社会上的确有很多值得憎恶的事，但是革命者恨，是因为他们爱。他们对人类的爱使他们憎恶不人道的现象。他们强烈的正义感叫他们容不得非正义。汤朴（William Temple）大主教在数十年前所说的话非常在理：“被爱感动的无神论者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遵照爱的原则生活的无神论者，尽管否认上帝的存在，也将得到他们所否认的上帝的祝福。”

这些人道主义革命者是人，因而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知道，个人的错误会危及革命事业，所以要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错误，积极进行个人改造，以使自己不沾染低级趣味。说这是“洗脑”实在是不公允的。这完全是出于自觉和真诚的行为。

要挑革命者的毛病，这并不难，也很时髦。但是让我们来听听一位革命者、德国诗人、戏剧家勃托尔特·白莱赫德所写的一首诗。当时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绘得一团漆黑，在几乎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反苏和反共的高潮，诗人写了这首题为《致后代》的诗：

“到一天，你们得能从洪水中脱身了，

那时，你们会谈论我们这一代的缺点。

但我也要求你们想到，

那造成缺点的黑暗时代。

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奔走，

变换所在的国家比变换鞋子更加频繁。

我们失望，周围只见不公正的事而不见抵抗。

看到群众所过的非人生活，

我们双眉久久紧锁，

不公正的事令我们怒火中烧。

可叹我们这些要为和善打好基础的人，

自己不能和善。

但你们，当最后，

人与人之间得能享受和善的时候，

对我们的判断，

可不要太过严厉。”

我无意为斯大林辩护。遗憾的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为了表示自己信仰坚贞，喜欢大讲特讲别人的道德缺失和心灵空虚。我们基督徒没有权利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我们应当看到，上帝也通过这些挚诚的人们进行工作，尽管他们认为“上帝”这个词毫无意义，因而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这些勇于奉献的革命者，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开始有了提高。今天，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却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人们的食物还不算好，但是没有人再以树皮充饥了。我们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各类学校里接受教育。我们得感谢这些革命者，他们营造了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人们正在努力克服社会上的阴暗面。基督徒所传讲的既慈爱又全能的上帝也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感知了。

有人提出：基督徒能否把这些无神论者当作“同路人”？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基督徒在历史上曾和各种各样的非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一道从事过各种各样的事业，为什么今天就该例外呢？

耶稣比我们一般所想象的要博大得多。《新约》的基督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我们在《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歌罗西书》中所读到的是一位宇宙的基督，他在整个创造中居首位，他使创造归于完满，他使我们得以了解上帝创造工作的意义。这位基督是太初之道，光照、教导所有的人。他从人类，包括信徒和非信徒，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手中接过他们所成就的，不是要毁灭废弃，而是要加以提高，加以成全，加以祝福，献给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

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基督教以外的真理。真理不分彼此，真理是统一的。上帝允许人们各自循不同路径去认识真理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到最后的日子才知道如何把各方面的真理最终合为一体。现在我们只是相信，世界上的事情会越来越明了。当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圆满完成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将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接触到仍在发展过程中、尚未达至终极真理的真理体系时，我们应当心存欢喜和感谢，因为它会启迪我们，把我们引向基督所应许我们的终极真理。

我相信，甚至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说，基督的信息还是有其独特性和启示性的。革命者也需要启示，需要圣灵带领他们进入更深的真理。我愿意对他们说：请继续进行你们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如果能认识到这工作和上帝在宇宙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工作的联系，你们将更深地看到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样，你们在从事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艺术和音乐事业的时候，会有更深邃的考虑。宗教信仰不会淡化你们的革命精神，反而会使它更为纯洁，更为高尚，更蒙上帝悦纳。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确有责任传福音给他们听。但是另一方面，革命者的精神也给教会带来一股清新空气，使教会的僵化和机构化有所改观。我展望有一天这两个方面能够结合起来，那时，世界和基督教都将会有新的气象。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讲，我们才走到这一步：革命和基督教正在彼此发现对方，它们彼此不再视同陌路。但这离真正的相遇和了解还差得很远。我想，福音工作不只要求我们向人群传讲基督，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人群中间发掘出基督的真、善、美来，用以造就我们自己乃至全人类。

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不一定非得与革命者和无神论者为敌。在我们的教会里，革命和基督教的对立常被夸大，复杂的问题常被简单化。基督徒在和他们不怎么了解而又需要去了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常陷于自以为是。我们该问一问自己：教会对革命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是否使教会在反对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失去了重要的同盟者？教会是否和这世界的现状结合得太紧，以致我们不能再期望它有进步的作为？虚假的神明为压迫和非正义祝福，因此，反对这些虚假神明的无神论者——他们难道不能成为教会在正义事业中的伙伴吗？我在中国的经历告诉我，大多数革命者为了政治上的团结，即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他们一点也不想把他们所信奉的无神论强加给别人，反而认真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你们已经听说了，自“四人帮”倒台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堂、寺院、清真寺正在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岂不应当抱持善意友好的态度？

我这么讲的用意是要请大家认识到谦卑的重要。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他行奇妙的事，他的奇妙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如果我们能就此得些有益的启示，我会很高兴。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38～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