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荣幸，也觉得责任重大，来向你们作演讲。向你们这许多《圣经》学者讲《圣经》问题，像是把煤送到英国的煤都纽卡斯尔。不过我最近听说，纽卡斯尔的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在那儿挖煤因为他们发现，把煤从中国运去更便宜。

要我谈谈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尽管我讲的都是关于中国基督教新教，我希望在座的犹太教学者和伊斯兰教学者也能从中感受到中国的宗教气息。

我得先说，中国基督徒大多有《圣经》，爱《圣经》，也研究《圣经》。《圣经》在中国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文革”时期大量《圣经》被“红卫兵”抄去之后更是如此。在我们南京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就有两本当时手抄的全本《新约圣经》，一本来自汕头，一本来自温州。就广大信徒来说，是近几年由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重新印刷出版大量《圣经》，他们才又能人手一本。

若于历史的和神学的事实，对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起着重大影响，我愿意向各位提及的是：

  (一)中国是孔子的故乡，两千五百年来，以他为代表的人本的、伦理的文化传统，对宗教始终抱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却又从来不被认为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

（二）中国过去是一个西方的传教区。西方传教工作着重于推广，不大注重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建立。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信仰上较多倾向于基要派，以致今天中国教会里福音派和基要派影响相当大。

（三）前若干年间，中国教会同世界其他教会的接触交流中断了。这种隔离状态至今还未全被克服。

（四）中国基督教新教在教会结构上已经结束了宗派林立状态。中国基督教协会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团结，为此我们深为感谢上帝，但与此同时，为了不致妨碍这一团结，神学上的创造性有时也难免作出一定的牺牲。

（五）“文革”以来，全国批判用教条主义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社会科学方面，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中间，把卡尔·马克思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出发点这一一度时兴的方法已经不再时兴，代之而起的是调查研究我国社会实际存在着的宗教，并作出结论。把宗教简单地等同于鸦片（这两个字在中国使人想到许多不愉快的历史事件）已经被认为很肤浅。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也承认中国的宗教在相当程度上能同社会主义相协调。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虽然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中国教会摆脱西方教会的桎梏，并面对中国新的现实，使我们在神学观点上非作出某些调整不可。这对中国基督徒如何对待《圣经》是有影响的。

刚才我说基要派在中国基督教会有较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基要派同工也有很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他们强调《圣经》是一本敞开的书，要求基督徒不断从中获取新的领受。他们时常讲到“新的亮光”以及“每天要拾取新鲜的吗哪”。我有一位同工根据《启示录》第5章关于被杀的羔羊展开那被封严了的书卷，来说明《圣经》不是封闭的书卷，那被杀的羔羊今天还在为中国信徒展开这本圣书。他们认为《圣经》存储着无穷的涵义，供后代去开发。这是极好的观点，同法国释经学家保罗·利科的下列理论相当一致：“一段经文的历程超过原作者有限的视野，它今天的意义比原作者当时想说的更为重要”；“使过去异己的素材为自己所掌握，这是解经学的最高目的。”这样对待《圣经》必然使基督徒向新的光照开放，同时又尊重《圣经》的权威和圣灵对原作者的感动。这一《圣经》观也意味具有不同神学见解的基督徒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并合作交流。这就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团结的基础。

人们尊重整本《圣经》的权威，但就每个基督徒个人或就每个基督徒团契来说，实际上总是《圣经》中的某些部分在起着比其他部分更大的作用，而这些起着较大作用的部分又是随着信徒内在的长进和环境的变迁而在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我愿向各位介绍四个“经文群”，或四种类型的经文，它们是四十年来，特别是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经常引用、背诵或在讲道时予以发挥的。为了减少我的主观任意性，我的选择在较大程度上是根据《金陵神学志》和《天风》两个刊物上的文章。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圣经》中那些讲到从苦难中得蒙拯救，因而感谢上帝，以及表达在软弱之中藏有力量的那些章节。如果我们想到在极左势力下中国基督徒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所受的苦楚，这是不难理解的。在那“文革”的十年中，宗教领袖同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被放在一起，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被认为是社会上多余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当时基督教的所有的教堂都被关闭，基督徒所能做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人静静地在家中聚会。他们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感到难受，不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是不是像唐、元、明、清之际那样又到了消灭的时候。他们凭记忆回想基督自己的话，并从中得到安慰，特别是他所说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1、12）。

但是“文革”到底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时期。我们很是感到释放，以致觉得《诗篇》第23 篇最能道出我们的经验和感受。“文革”后不久，中国基督教全国的领导同工开了一个会。那次聚会时，大家没有说一句关于自己如何受苦的话，而是立即探讨今后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并起草、发出一份《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其主题就是《诗篇》第23篇，特别引用了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些年来，这段经文一直在中国信徒中被引用、传讲，藉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引用的这一类经文既不是歌颂痛苦，也不表示敌视世界。引用这些经文反映了基督徒坚持信仰，为上帝的临在和慈爱而表达感谢。这类经文时常与一些表明上帝的大爱和正义最后必胜的经文一起被引用，例如《以赛亚书》第42章第3、4节的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又例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至11节，那儿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我的同工汪维藩就《罗马书》第9章第21节写了一篇题为《窑匠有中有权按已意把一团泥做成什么》的灵修小品，他是这样说的：

“主是窑匠，我是泥土。窑匠如何转轮作器皿，我们也如此在他手中。

“我们可能报废无用，但他的深恩永不我弃。他将踩动转轮，重新再作。他看怎样为好，他有权如何作我。

“他有权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有权使我成为卑微。然而，只要能够为他所用，我心已足……

“他是我主，我岂能看窑匠如泥?我岂能向他深藏谋略?因我不过是受造之物，他乃造我之主!”（《野地里的百合花》第55 篇）。

老子，中国一位和孔子齐名的智者对在软弱中显出力量的道理作过很确切的说明。他说水是万物中最无力的，但水能胜过最强的东西;水似乎不是实物，但水能在没有缝隙的地方渗透进去。老子以此说明强和弱的辩证关系。

回顾往事，我们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软弱无力之中有机会同中国人民一起受苦，一起经历“文革”。这已经成为我们是中国人民一部分的一个标志或记号。和人民一起受苦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靠国内外任何势力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就是中国的，也就赢得了供人们聆听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很不同，那时并不处于无权地位，因为受到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今天基督徒人数增加得很快，这正好说明，无权之中蕴藏着很大的力量。这样，我们和约伯不同，我们似乎比他更看得清楚我们受苦的价值和结果。

接下……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7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