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特立克斯院长，各位教授，朋友们：

回到协和来，熟悉一下今天的协和，这在我是一件快事。

我一九四八年离开协和，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担任干事。那是世界各国许多大学里的基督教学生团体的国际组织。明年它就要庆祝成立一百年了。

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培养基督教普世运动许多代的领袖起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给了我的诸多帮助之一是让我看到，必须进入普世教会所体现的基督包藏的诸种丰富。我们作为个人，或作为一个教会，或作为一个文化所认识到的最终真理，至多也不过是暂时合在一起的若干点滴真理，有如一个圆圈上的许多个弧，尚待在基督里成为整圆。这一观点对我这些年间都起着作用。

什么东西使我和我的妻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之后决定回国的呢？当时我们不过是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在中国接受了我们大部分的正式教育，我们最能为人民和教会服务得好的地方是中国。对共产党我们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想，既然都是中国人，我们有足够的共同点可以一起谈问题。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一点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正确的。这一假定只是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间才是过于天真的。

我们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国内，三自运动已经在进行中。我支持这一运动，因为我愿意中国教会通过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成为中国的教会。只有一个具有中国自我的教会才能赢得中国同胞的信任和聆听。三自并非中国基督徒的发明，一八五〇年，英国圣公会的教会传教会执行干事亨利·樊首先把三者放在一起，作为向非洲传教的指导思想。如果我记得不错，美国的罗佛斯·安特生在那时前后也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不论何时，一切教会都想望和本地文化实现一定程度的结合。例如当基督福音开始进入非犹太世界的时候，一个问题出来了：传教者是否必须把犹太的风俗习惯带去，使听道者成为一种新的犹太人？耶路撒冷那次会议就此问题作出基督教非犹太化的决定，为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开辟了道路。后来福音传入欧洲，眼光远大的人在神学上、灵修上、艺术上都不怕冒险，使福音得以进入欧洲人们的思想和内心。当教会受到其所处文化的限制或束缚、使它难于进入新的地区或新的时代的时候，那必然是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

回顾三自运动，我们体会到，我们不应在过长一段时间内专门关心我们的自我。任何具体的教会的自我无法独立于两千年的普世教会的自我，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前者也给后者贡献它所见到的基督的丰富。因此，我们也重视我们同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和世界各国教会的联系。

在中国，有两方面的人我同他们有接触：（一）中国的知识分子，（二）中国的无神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现在我愿意向大家汇报我对他们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基督教抱了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友好的态度。自从第七世纪基督教景教传入中国以来的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一贯抱自傲和怀疑的态度对待基督教。外来传教士为了生存力图表明基督教同佛教以及儒家思想有不少相同之处。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当局，带去了天文、几何和科学。他们采取佛教和儒家经典著作的大量用词，在穿着和举止上效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并不成功，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始终不抱好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成立后，尤其在极左思潮得势的时期，反基督教势力把宗教等同于鸦片，当时这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看法。

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对极左思潮的全国性批判把学术界带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基督教也受到了实事求是的对待。过去十多年间，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指出，鸦片作用不过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像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所描述的，宗教起了进步作用。这些开明的学者指出，必须区分宗教和迷信。他们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们对基督教和《圣经》显出好感。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值得研究。正由于此，中国知识界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神学家的著作，包括蒂利希、利查·尼勃尔、汉斯·孔、拉纳、莫尔特曼等的著作。这在西方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是划时代的。

我们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同工们特别感受到在全国批判极左以来宗教方面这一新的气氛。五十年代神学院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搞迷信的场所，大家不大有兴趣，市内各大学师生对我们很冷淡。可是，今天，我们神学院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中心的刊物《宗教》发到国内许多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它是我们同宗教研究学者进行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这些和欧洲的“基督教的有文化的藐视者”正相反的一群。他们欣赏基督教的信仰，因此自称基督徒，但他们不相信教会的圣礼，也不相信去教堂参加礼拜。他们是教会和知识界之间的桥梁，因此是我们的重要同路人。

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无神论者，有的至今把宗教与鸦片混为一谈，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放弃渲染宗教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转而同意中国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观点来自共产党著名的领导干部，导致人们对宗教采取比较公道的对待，使人们更慎重地贯彻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当日苏联共产党的一个不同是前者十分强调统一战线。它把谋求中国的繁荣富强放在第一位，不把意识形态的宣传放在第一位。这个党理解，为了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它得团结尽可能多的同胞一起来干。而为了这一团结的实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必须放在次位；为了团结建国，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必须予以尊重。这是党的领导者所以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非常实际的基础。同当日的苏联不同，中国没有一个专事反对宗教和宣传无神的组织，也没有一份专事“反对上帝”的刊物。

主张无神和宣传无神我并不太在乎，因为上帝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并不因为有人不信上帝的存在而有所改变。在我们高度世俗化的社会里，否认上帝有时正可以叫人想到上帝问题。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命题，曾使许多人对上帝问题发生兴趣。

无神主义者所否认的上帝每每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每每是一个宙斯，把一个为人类服务牺牲的普罗米修斯锁在山崖上，或按中国民间信仰，是一个阎王，他派遣手下的小鬼来到民间，把人活活捉去投入地狱之火。基督徒大可和许多人道主义者联合，去反对那些无视人类尊严和阻止人类解放的上帝观和其他观念。有些朋友对我有时对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人作出很肯定的评论觉得惊奇。说实在的，我生命中有一部分对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发出“阿门”的声音，使我对他们有好感，不愿轻易攻击他们，愿意同他们一起去反对共同要反对的东西，尽管他们和我从不同的来源接受道德的指令。

西方有人认为，中国基督徒应当反共，对政府应当发挥战斗精神，因为共产党人既是无神的，他们必然以消灭宗教为己任，基督徒只能进行对抗，只能准备殉道。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号召殉道。轻易谈殉道对教会、对国家都是不好的。只要共产党人和基督徒都具有身为中国公民的共同点，只要存在着崇拜、见证和教会生活的空间，只要存在着探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对话的可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无神论者是我们的敌人，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能不能期望中国知识分子和无神论者接受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们可以期望，但必须避免两种传教方法：一是要求他们接受一套反理智的、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硬要他们承认整本《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历史。我认为，如果他们能承认《圣经》包含的真理是象征性的，那就够好了；二是把基督教介绍为一种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的理念，主张国家权力转移到基督徒手中。这是提不出来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解放，他们为这个解放出过大力，今天得巩固解放的成果。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我们该向中国知识分子和无神论者介绍耶稣的爱。这位耶稣告诉我们那充满了爱心的父亲，他信任他出走了的儿子，企盼他的回归。那热爱他的一百只羊的牧羊人，连一只也舍不得失掉。我看到一位和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和快乐的人一同快乐的耶稣。他保护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使她不受伤害，殷切地劝她不要再犯。他爱他的朋友，爱他们到底。他离开他们的晚上洗他们的脚，并且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这位耶稣站在群众的一边，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把守安息日的规定放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之下。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这位耶稣，足以拨动人性中最高尚的一些弦——一个孤独的人，没有自己的家，忘记自己，以爱心和同情浇灌他人；他忍受巨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仍在讲动人的话，直到最后获得对强权的胜利。根据中国知识界人士对宇宙和历史作为创造过程的认识，我试着帮助他们看到，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存在着耶稣所彰显的那种爱。我不会一下就跳到耶稣的神性，我愿意人们想到创造宇宙和历史的这个爱是何等像耶稣。

斗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是中国的统治哲学，它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的教导是人不要爱别人，要怀疑别人可能是敌人，要到处防备和看到阶级斗争在进行中。中国需要爱。上帝是宇宙中的爱者，不是宇宙中的暴君。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在一切其他属性之上。在上帝一直在进行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的过程的背后是爱，一个大写的爱。

人们可能不用常用的名字来称呼他，甚至什么名字也不用，但他是那爱的能源，把善不断创造出来的那动力。在这过程中，整个人类至今是半成品，只有到成为上帝创造事业中的同工那一天才达到完全。

有人可能认为，我把基督教教义讲得过于简单，没有讲到人的罪性，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基督观。但是我是在努力寻找一个接触点。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一口气把整个基督教信仰吞下去。我想，一个人能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位伟大的爱者，同时认为在宇宙中就是那种爱在运行着，那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启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了。

中国基督徒可能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得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没有了任何礼拜堂，原来很少的牧师也散失了。今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也有很大的困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结尾谈到，在以弗所，“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正是我们的处境。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两句话之间的连接词是“并且”，不是“但是”。这就显出，在保罗心目中，机会和困难时常同行。

我愿意这样想：我们在中国的小小作为，可算为代表全世界基督教所进行的一个试验。作为协和的一个校友，刚才又蒙母校颁发珍贵的协和奖章，我愿意相信，我们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带有协和的祝福。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46～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