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首先要代表中国基督徒感谢“中国教会之友”。几十年来，中国教会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我们觉得我们是蒙受着世界各地教会的祝福，同时也代表着世界教会在进行某种探索和尝试。“中国教会之友”这样一个友好团体的存在告诉我们，来自普世教会和国际间的友谊、代祷和期望托住了我们。中国基督徒一定不能辜负朋友们的厚望。你们在这里为千里之外的中国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和激励。

在某种基督徒看来，宣扬“宇宙的基督”似乎是把基督送进一个漫无边际的空间，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愿意向各位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使大家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会接受“宇宙的基督”这一命题。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历史变革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是促使产生这一思想的原因。这个冲击是促使中国基督徒重新研读《新约圣经》。他们好像第一次从那些熟悉的话语中寻见了新的亮光，发掘出新的含义。我特别想到诸如《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等卷中有关基督的许多章节。

所谓历史变革，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基督徒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干部从此开始直接交往和相处。很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品德高尚，他们的这种品德激励民众奋发向上。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中国人民对这些新朋友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以自己的施政纲领和和一言一行体现了我国古代圣贤孔子和其他哲人关于崇高的道德生活的教导。他们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毫不留情地与自己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我认识一位共产党员，他赞同保罗下述对人类处境的分析：人常常自知该做的不做，而自知不该做的却去做。我理解五十年代西方国家一些对新中国十分热情的基督徒竟大受感动而宣称：在中国，保罗所说的新人已经来到人间，只不过这新人不在教会之内，而在教会之外。总之，共产党干部的实际行动击败了旧政权对他们的歪曲丑化，赢得了民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很快成为畅销书。

我们同意保罗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因此，认为在干部和民众中进行经常的、持续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必要的，否则，即使是为着崇高目标而发起的历史运动也会倒退。这情况在中国也有反映。正如你们听到的，有些地方干部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看到，一大批富于献身精神的干部今天仍然在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带动广大人民也这么去做。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引起了中国基督徒的惶惑和思考，促使我们按照我们的信仰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释它。

长期以来，基督教总是以人类的堕落和善的缺乏作为宣讲罪和救主基督的依据。然而，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新的现象和现实，不能不在一些信徒中带来对传统信仰的再思乃至怀疑。

受冲击最厉害的是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仅承认并赞美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和社会改革家，是所谓“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他们认为“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们发现，革命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振奋人心的成果，而基督徒改造中国的设想却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对比大大动摇了他们对自己从事多年的基督教事业的信心。像吸食鸦片、卖淫这类腐恶，基督徒口头上反对了一个世纪毫无效果，新中国建立后几个月内就被一扫而光。许多基督徒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基督徒只是说得多，而共产党是付诸行动。这一想法使他们陷人苦恼。因此，五十年代是中国许多基督徒深感困惑的年代。作为中国人，他们欢迎解放和改革；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该怎样重估自己的信仰？一大批信徒离开了教会，去参加了他们认为更有力量的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吴耀宗先生的学生，也有一些是他的好朋友。

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感到困惑。有一些态度固执的人，把自己束缚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竭力抵制新事物和新思想。对基督教以外一切的善，他们闭目塞耳，藉此保住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思考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之间的区别，他们只知道把人分为信与不信两类，他们只在信与不信上大做文章。比起德尔图良的名言“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来，他们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正像他们当中有一位所写的：上帝憎恨人的善甚于憎恨人的恶，因为善更容易迷惑人。

这类基督徒的言论就是要人们否定人类一切所行的善，远离自然美、人格美和艺术美。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他们自然努力搜寻人间行为恶化的种种迹象来支撑和加强自己的信仰。新中国建国之初，有极少数人盼望蒋介石的军队立即从台湾返回大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震怒的、复仇的上帝就要毁灭这个世界，惩罚不信的人。多数中国基督徒不能接受这类政治性特强的说教。这种说教要求信徒以祖国为敌。这类说教只能促使又一批基督徒离开教会，用当时的话说，他们去“参加了革命”。

至于那些仍旧留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仿佛听见基督对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约翰福音》第6章第67节）他们像彼得那样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开始重新学习《圣经》。他们意识到，一九四九年既标志着中国国家生活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基督徒灵性生活的重大转折，他们必须为新的看见、新的灵性追求寻找，并开辟一条道路。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认识基督的宇宙性，至关重要。其基本意义在于帮助他们至少明确两个问题：（一）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感受到，这种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在爱的光照中，我们得以洞察人世沧桑。我不打算把在座的各位引入浩瀚的中国古典作品之中，我只想说，中国古代哲学赞美宇宙的和谐统一，主张以仁为本治国安邦，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基督徒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乐意接受“宇宙的基督”这一种神学思想。

现在我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基督对整个宇宙的主宰、关怀和顾念。基督关心宗教、灵性、教会、信徒等方面的事，但是基督的关怀决不局限于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他也关心还没有来跟从他的人。他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歌罗西书》第1章第15、17节）。有一种看法我们不能苟同：上帝创造了世界，却又将它弃之于叛逆者撒旦之手，基督则只是来到世上拯救他所拣选的那小部分人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认为，上帝的创造永无止境，创造的进程悠远绵长。基督过去、现在都参与了并正在参与一切的创造。基督关切的是促使创造结出丰硕之果，到那时，爱、和平和公义将成为宇宙的准则。同教育、圣化一样，救赎并不与创造相悖，而是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基督不仅救赎基督徒，他的救赎惠及全人类。非但如此，基督的救赎计划包括整个宇宙。同样，圣灵不单单是基督徒或教会的保惠师，它也以超乎寻常的美和善更新一切被造之物。

公元一世纪后半期，福音传到了犹太以外的人们中间，当时的基督徒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教外的真善美？是否应由犹太教取而代之？同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教会正是以此为契机启发信徒进行神学再思，辨明是非，适应新形势，吸收新东西。

在此我想举几个与中国有关的例子。公元七世纪来到中国的聂斯托利派（在我国称“景教”）教徒，毫不犹豫地吸收中国民族文化。在将近二千字的景教碑碑文中，作者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其中引自《易经》和《诗经》的各有三十处，还有二十处引自《春秋》。利玛窦也是一位沟通教内、教外真善美的先驱。十九世纪前期来到中国传教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的利玛窦。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的积极方针都由于受到教会传统教条的敌视而无法推行。后来实行的墨守成规的传教方针使基督教成了一种平庸的、远离现实的宗教。旧中国的传教方法造成这样的状况：信徒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保护和经济支持，背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脱离人民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中国基督教濒临崩溃的边缘。

接下……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9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