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应邀为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出版的《中国神学年鉴》写前言。

中国教会今天普遍使用中文，这使没有掌握中文的海外朋友难以了解中国基督徒的思想，这本英文文集就应运而生。我希望它今后每年出版一期。

海外有人渲染中国教会和她所推行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是偏离原则的，说这个教会所传的信息，不是完整的基督教信息。只要翻翻这些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一判断是多么缺少事实根据。这一判断其实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基督徒的一种傲慢和蔑视的态度。事实是，在我们已经没有宗派的教会里，我们的热爱《圣经》、尊重《圣经》、研究《圣经》的广大信徒，在神学上决不是那么盲目无知，会让讲道者任意抛出偏离《圣经》的错误教导。

另一方面，海外有些朋友由于没有能在解放已三十多年的中国找到“解放神学”而表示意外和失望。在这些朋友心目中，中国基督教似乎同社会脱节，仍旧处于解放前的阶段，他们甚至说中国基督教仍然是殖民地式的。他们渲染中国基督徒在神学上保守而在政治上又拥护社会主义，待在神学和政治两个互相隔开而不统一的世界里。

固然，这些朋友参加的礼拜和听到的讲道，未必能够代表全国基督教，但是我想他们这一印象不是完全错了，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很可能也会给予读者这一印象。我并不企图为这一印象作什么辩护，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一个中国的角度，还是值得一提的。

灵性和社会相分离，把属灵和属世隔开，使两者分属两个互不干预的范围，这在教会里是有长久历史的，并有相当有力的神学在支持着。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教运动传统中有重要的地位，在今日中国仍旧保持着可观的影响。成了我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的“爱国爱教”，至少也是许可这一分隔的。在我国解放以来的年月里，这种分隔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祸害。根据三十年来的观察，这种分隔并不必然导致基督徒的非政治化，这些基督徒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并不少于其他公民，何况他们在神学思想上决不是没有变化的，不过，这些变化不如有些朋友所期望的那样剧烈罢了。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较近成立的基督教协会旨在把基督教信仰的男男女女都团结起来。海外一些国家的基督徒不是属“普世派”就是属“福音派”的情况，我们要避免。信、望、爱的经验合在一起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可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既然如此，我们要保障我们的一体，不让任何事物破坏我们的一体。我们很不愿意看见团契的分裂。为了这一体，在信仰上、在崇拜上、在神学上，我们的方针是互相平等和互相尊重，而不是抹煞特点，触犯人们的宗教感情。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有责任去转变那些倾向于把神学和政治分隔开来的基督徒，使他们接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意识较为明显的神学观点，或者使后者转变为前者。我们当务之急是让基督徒尽量在可能合作的各方面一起合作，例如开启教堂，出版《圣经》，进行基督教文字工作，兴办神学教育院校，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更好的落实，加强对教堂和家庭的信徒的培养工作等等。这些正是使我们团结一致，进而互相发现，互相学习的工作。我们这团结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这一团结没有使我们停滞不前。三自是中国解放独立以来的新事物。它怎么是解放前的遗物，或者是殖民地的东西呢？它是许许多多基督徒共同一起前进的运动，尽管其前进速度不如有些人期望的那么快。

现在神学处境化受到了那么大的重视，以致我要说的可能不太时兴：神学不但应同其社会文化环境保持节奏，它也应反映教会怀抱中的广大信徒的思想感情。如果一个处境化的神学只能被远处的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欣赏，而自己的教会本身的信徒却认之为陌生的异物，那总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在精神、物质上都受我们自己祖国和祖国基督徒的喂养，我们依附他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的神学家应该能真正成为中国教会身边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的写作，首先是为了供应国内信徒，那就是，为了中国基督徒的营养和建立。我们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通过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同他们相会，而不把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他们。神学思想是在变迁中，但这些变迁不是去适应其他国家少数专业人员的胃口，而是反映并推进（即使较慢）广大中国信徒灵性和知识上的发展。神学家和一般信徒需要保持一个互相给取、互相学习、互相培养的对话关系。同文化的对话、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话、同哲学的对话和同神学家国际群体的对话要有价值，必须最后有助于建立基层广大信徒。神学家能抛弃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能谦虚地而不自觉高人一等地同他们周围普通基督徒保持密切联系，能诚恳地聆听他们的话语，向他们学习，总结他们所看见的亮光，能帮助他们对上帝的启示的接受达到新的高度，这样的神学家的工作我们认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基督徒支持社会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切积极变化。基督徒的宗教和灵性生命不能不被他们这一社会政治立场所影响，不论他们原来的神学倾向如何。当然，这每每不过是影响，有时比较微弱，不是什么剧烈的冲击波。神学家对这些影响应当有敏感，在工作中诚实而恭敬地把神学上的演变反映出来。

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基督教的“普世派”更加福音化，“福音派”更加普世化了。这两派已经越来越融化在一起，从而给中国基督教的一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幅度。这是中国神学更新的真正重要的前沿之所在，值得更多的注意和感谢。

如果以上是一种辩护，那不是为神学和政治的分隔作辩护。我们要为之辩护的是各种神学倾向的基督徒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我们有吸收各种类型的基督徒在同一团契之中的责任。神学家必须接近自己的信徒群众，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学习他们，反映他们和影响他们。

我最诚恳地向本文集的编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和香港《大公报》的魏恺贞先生，以及该丛林研究员兼爱德基金会海外联络员魏克利博士表示我自己和读者的感谢。他们广泛阅读中文资料，慎重地选择了文章，细致精确地作了翻译。我也要感谢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马温·霍夫博士努力操劳，使这本书顺利印刷出版。

我相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将有助于向国际基督教介绍今日中国基督徒的一些思想情况。我想我可以代表文章的作者和中国其他基督徒感谢读者的兴趣、关怀和祈祷。我们欢迎你们就今日中国基督教作出思索和反应。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22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