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秋天，贵州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桂花又开了。

八角楼的青砖墙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的铭牌在阳光下泛着沉静的光。90年前的那个二月，贺龙、任弼时、王震曾在这座教堂里围着一盏煤油灯，铺开地图，部署黔西北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彼时教堂外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教堂内是红军首长与当地信徒共同守护的火种。

这是长征路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侧面：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征程中，十字架与红星曾在许多个夜晚，在同一片屋檐下，为同一群人的黎明守望。

一、一张地图与一本回忆录

1934年10月，贵州旧州。一座天主教堂的墙壁上，挂着一张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

彼时的萧克将军只有27岁，他率红六军团西征进入贵州。队伍急需地图，但满纸的法文地名无人能识。这时，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长征同行者——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R.A. Bosshardt）。他因为一起误会随红军行军已有数月。有人把薄复礼带到地图前。烛光摇曳，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牧师弯下腰，以并不流利的中文，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译读出那些拗口的苗语、布依语地名。萧克将军伏在桌边，用铅笔将音译译名一个个标在图上。

那张地图，后来帮助红六军团穿过了黔东的千山万水。

1936年11月，当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锣鼓声刚刚沉寂，远在伦敦的薄复礼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神灵之手》。他在扉页上写道：“许多报道把红军描绘成暴徒，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本书成为西方世界第一部长征亲历记，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

萧克将军在半个世纪后亲笔写道：“薄复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史没有让这段友谊尘封——那位传教士翻译的不仅是地图，更是一种跨越文化与信仰的理解。

二、太平洋药房与五百个伤员

1935年1月，遵义。

这座黔北小城刚刚迎来红军。子尹路上有一间“太平洋药房”，老板是遵义第一位华人牧师谌明道。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城外枪炮声不断，城内涌入大量伤员。谌明道站在药房柜台后面，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决定。他打开药库，将大批当时极为珍贵的西药——消炎粉、奎宁、止痛剂——成箱成箱地搬上担架。他还腾出自家房屋，挂起“平民医院”的牌子，昼夜接诊。三个月里，这间由牧师开设的小医院义务救治了500多名红军伤病员，分文不取。

谌明道有一个习惯：每天在日记本上记录当天的见闻。那些泛黄的纸页留下了红军在遵义的足迹，留下了遵义百姓初见“红军不打人”时的惊奇。2019年，《遵义晚报》用整版讲述了这位牧师的故事。记者写道：“有些药早已过期，但仁心从未失效。”

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遵义会址游人如织。很少有人知道，离会址几百米外的那条老街上，曾有一位牧师，用他最朴素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改变中国的远征。

三、苗族衣裙与毛主席的回信

1950年9月，毕节纳雍。

一群苗族基督徒围坐在火塘边，摊开一张白纸，你一言我一语，给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写信。他们用汉字工整地写下：“毛主席，我们感谢您让穷人翻了身……”落款处，几十个苗族信徒按上红手印。

他们还托人带去一套亲手缝制的苗族花衣裙——那是苗家最珍贵的礼物。

这封信和衣裙的照片，刊登在次日的《新黔日报》上。

那时的贵州还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但纳雍的信徒们在抗美援朝中凑出了数十万元捐款。大定县的一位长老说：“我们钱不多，但心意是满的。”

这些故事被贵州省基督教两会完整地保存下来。2023年，他们在整理史料时发现，给毛主席写信的人中，有许多正是在长征期间为红军筹粮带路的年轻人。

四、火焰、方向盘与一碗药汤

2009年2月12日，水城县野钟乡。

山林大火借着风势向村庄蔓延。67岁的程升荣长老抄起镰刀冲在最前面，他要在火头抵达前割出一条隔离带。火星溅在脸上，他顾不上扑灭；裤脚烧着了，他就地一滚继续挥刀。大火在身后数百米时，风向突变，程长老被浓烟吞没……第二天，他在安息日回到了他信靠的主怀中。

那天，六盘水殡仪馆挤满了人，有信徒，更多是扛着锄头的乡亲。他们不说“牺牲”，只说：“程长老是替我们死的。”

2013年冬天，六盘水。

出租车司机朱德忠接到求助电话：一辆面包车被盗，正往青林乡方向转移。这位黄土坡基督教堂的义工立刻放下饭碗，招呼两名同事驾车猛追。追了40公里山路，盗贼弃车而逃。朱德忠追进苞谷地，赤手空拳将一个持刀男子按在地上。

这不是他第一次出手。2009年至今，他协助破获多起盗车案，追回被盗车辆9辆。他还连续两年组织“绿丝带高考爱心车”，免费接送考生1500多人次。2014年鲁甸地震，他连夜募集物资，驱车300公里送进灾区。

他的车顶有一块小小的铭牌——“贵州省道德模范”。乘客问起，他总是不好意思地摆手：“我只是个开车的。”

2020年2月，安顺。

65岁的苗医王真明弟兄把一张11万元的存折和一封“请战书”摆在华西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的桌上。那是疫情最凶险的时刻，全国防护物资极度紧缺。接下来的3天，他带着家人上山采药。每天凌晨4点，祖传的药炉烧起来，熬出100多服汤剂。天蒙蒙亮，一辆皮卡驶出苗寨，给高速卡口的交警、社区测温的志愿者、环卫工人挨个送药。

有人问他怕不怕被感染。老人搓着满是草汁的手，答非所问：“我爷爷讲过，红军过贵州那年，缺医少药，好多战士是活活疼死的。现在日子好了，总不能还让他们疼。”3个月后，王真明登上了“中国好人榜”。记者采访时，他已经回寨子里继续坐诊了，门口等着十几号乡亲。

尾声：教堂的桂花又开了

2026年秋天，一位传道员带着信徒参观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展厅（原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玻璃展柜里有一本泛黄的《神灵之手》复印本，一张谌明道牧师的老照片，一套早已褪色的苗族衣裙。

信徒问：“传道，红军不是不信上帝吗？为什么当时教会愿冒险帮助他们？”传道员指着窗外那棵90年前种下的桂花树，说：“你看这树，根扎在土里，花开在风里。红军当年从这里走过，把一些很宝贵的东西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比如公平，比如牺牲，比如不放弃穷人。这些东西，和圣经里讲的，是一样的。”

桂花无声地落了满院。90年前的那些夜晚，贺龙、王震或许也曾在这棵树下踱步，思考着这支队伍还能走多远。他们未必想到，90年后，会有一群孩子站在他们住过的屋子里，试图理解那一代人的长征。

而今天的长征，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的。它写在义诊队的药箱上，写在送考车的方向盘上，写在与歹徒搏斗的双手上，写在每一位基督徒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服务社会的日常里。

长征从未结束。信仰从未远离。

90年前，十字架与红星曾在同一片屋檐下守望黎明。90年后，我们站在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上，唯愿以爱国爱教之心，做新时代的光和盐。

这是对先辈最深沉的纪念，也是对信仰最诚实的见证。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基督教会石岐太平堂干事）

编辑：小卋

复审：荔枝

终审：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