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是中国基督教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基督教团体组织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抨击，对包括信徒在内的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并积极募集资金、药品，做了大量社会服务工作，以实际行动彰显基督之爱。在遭受日军炮火侵袭严重的地区，都能看到基督教团体组织（包括许多新成立的战时基督教抗日救亡组织）收容难民、救治伤兵的身影。《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刊登的《抗战与基督教徒》一文中写道：“有许多基督教徒的团体和组织，抗战以来，发挥过许多积极的作用，进行过许多英勇的奋斗，可以作为各界民众的模范。”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到很好的作用。”以下仅列举一部分团体组织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工作。

一、全国性团体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布《为日军侵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对中国同胞与教会同道，呼吁全民团结，自强图存，诚心勠力，共赴国难。并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纽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日本基督教同盟，呼吁国际社会主持公道，谴责日本暴行，同时希望日本基督教团体在和平解决中日争端问题上发挥作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组织了“战时救济委员会”，并在各地组织救济联合委员会，开展难民救济、伤兵服务、难童救济等社会服务工作。

1931年9月25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发布《告同工及会员书》，谴责日本侵略之暴行，呼吁全体会员尽国民救国之天职。并致电日内瓦女青年会世界协会、国际妇女协会、国际妇女和平自由同盟会，吁请主持公道，维护和平。又与中华妇女节制会等联名致电国际妇女大同盟及日美主要妇女团体，请其要求各国政府遵守非战公约，着令日军撤退。抗战期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救济工作，尤其是对妇女、儿童、学生的帮助，为团结力量、安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期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受地方政府委托，办理难民收容及遣送事宜；与当地社会团体合作，经营难民收容所；联络当地基督教团体，进行一般救济工作；为战区难胞募集捐款及救济物品；设“军人服务部”，随军进行医护服务、体育及娱乐、文化教育、生活照顾等。据记载，仅1937年，就有长沙、香港、广州、南昌、上海、西安、天津、厦门、北京、杭州、苏州、贵阳、福州、重庆等多个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参与难民救济。1938年3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还共同组织成立了“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为清贫学生提供助学金与生活费，其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学生救济委员会。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华基督徒救国会发布宣言，呼吁基督徒秉承基督牺牲奋战之遗教，担负救国救人之责任，实现信徒伸张公义之夙愿，并积极承担各项工作，如援助御侮军队、救济受难同胞、宣传爱国思想等。

1937年7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华，号召教会展开战地服务与救济工作。1938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汉口成立“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得到各大基督教团体和信徒的支持，该协会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救治了大量伤兵。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于成都成立“边疆服务部”，在川西的理番及西康的西昌设立服务区，从事医药、教育及其他服务。

1938年3月6日，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在汉口格非堂成立，这也是专为抗战而成立的组织，由冯玉祥担任会长，在宣传、救亡、募捐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二、地方性团体组织（包括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

辽宁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基督教团体组织走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其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爱国小组”成员刘仲明等9人在1931年底冒着生命危险收集证据，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整理成数百页的资料册，附以英文说明，转交给国际联盟组织调查团，对调查团的结论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赢得了世界支持。流落在外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多个抗日爱国团体，如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成立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等，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阎宝航还是一位优秀的情报人员，被誉为“东方佐尔格”，在抗战期间获取“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关东军兵力部署”等关键情报，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海市

抗战期间，在沪的各基督教团体一方面积极宣传募捐、支援前线抗战，一方面发挥各自特长、做好社会服务。如，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有关团体举办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队，为前线军人缝制棉背心，还设立“妇女职业收容所”，开办“职业妇女托儿所”，为妇女儿童服务。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劝募救国公债运动”等，又与女青年会共同救济在沪学生。1934年冬，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刘良模于上海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推广民众歌咏运动，带动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的广泛传唱。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联名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英文），向全世界基督徒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淞沪会战难民遍地，上海基督教界组织成立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利用教堂等场所成立18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共计15万人；成立多所伤兵医院，各教会医院、教会学校都积极参与伤兵救治，或深入前线服务。此外，在上海成立的抗日救亡组织还有“上海基督徒战时服务团”等。

上海沦陷后，许多基督教团体组织被迫内迁，但仍旧持续为抗战做贡献。上海伯特利教会原在上海办有孤儿院，上海沦陷后迁往贵州，设立保育分院，向重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领养了200多名从战区抢救下来或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难童，将他们培养成才。伯特利教会原在上海办有医院，上海沦陷后，由医务主任梅国桢医师组建抗日医疗队，开赴江西、湖南前线，救治伤病员，后又转移到云南，在滇西各县设立救护站，为抗日将士及当地群众开展救护及防疫工作。

江苏省

抗战初期，江苏教会就积极宣传抗日思想，《金陵神学志》等教会刊物大量刊登抗日内容，激发信徒爱国情怀。同时，各教会筹集物资，为前线提供食品、衣物、药品等后勤保障。

淞沪会战爆发后，诸多伤兵从战场前线沿长江转移至南京中山码头，以教会学校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为领袖的中外基督徒在南京长老会女子学校成立“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又成立“下关伤兵接待部”运送伤兵。苏州、无锡等地教会联合成立“战时救济联合会”，不仅为前线输送棉衣、绷带等物资，还在南京、南通等地设立17处难民收容所，累计接纳难民超10万人次。教会为难民中的儿童开设临时学堂，教授基础文化知识，如镇江的教会学堂保障了800余名儿童受教育的权利。1937年8月17日，日军轰炸南通，南通基督医院在炮火之下抢救伤病员，有19名医护献出了生命。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联合中外教会成员共同创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以及中外教会成员不久后在该委员会总部共同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担任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划定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界内设有25处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涌入25万难民。江苏教会与约翰・拉贝的救援行动形成紧密协作，协助维持秩序、分发救济物资。据统计，有1500多名中国同胞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工作。鼓楼医院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救治伤员逾万人。约翰·拉贝曾在日记中评价：“中国平民能存活，离不开教会与勇敢个体的守护。”

浙江省

浙江各地教会于抗战期间开展的社会救济服务，主要有难民救济所、难童保育所、伤兵医院等。其中，难童救济工作最为突出，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均设立难童保育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用于难童救济资金的一半以上划拨到了浙江。除此以外，杭州的浸礼会借教会学校蕙兰中学和弘道女中校舍，为数以千计的避难妇孺供给膳食；杭州的圣公会广济医院免费收治病人，数额一度远超教会基金与本地捐款所能支持；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实业家吴百亨大力发展实业抵制日货、资助教堂和教会医院；中华圣公会鸣鹤教会掩护共产党的地下联络活动；温岭基督教会“战时救护工作队”的成立等，都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广东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首先组织成立“随军服务团”，开赴前线，随军提供医护服务、战地娱乐、生活照顾等方面的服务。服务团辗转多地，为抗战军队持续服务五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也与之合作，另设委员会，取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

湖北省

上海沦陷、南京吃紧后，华东与华北的大批逃难者涌入武汉。武汉的许多教堂、教会学校都成立接待难民的组织，安置逃难者，如圣保罗堂最多时曾收纳难民1000余人。1938年3月，武汉基督教成立救济疏散难民工作机构“武汉基督教紧急时期委员会”，除收容难民外，还负责对难民向后方转移的输送工作。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基督教团体，做了许多宣传和动员工作，邓颖超、李德全、郭沫若、边章五等许多进步人士都曾到女青年会作抗日演讲，女青年会总干事陈纪彝组织“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辗转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在伤兵医院服务，历时四年零五个月。

河南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河南111个县中有109个遭到日军侵袭，河南教会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战时服务，将教堂、教会学校改造为难民收容所，开封福音医院、安阳广生医院等教会医院，成为救治伤兵的重要力量。同时，教会在宣传上把爱国理念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信徒志愿者积极开展物资援助、医疗护理与情报传递工作。1937年，“河南基督教妇女抗战服务团”成立，在许昌、漯河等地设立8个护理培训点，累计培训医护人员1200名，其中400余人被派往豫南前线医院，并募集资金、药品支援抗战。开封中华基督教会崔宪祥牧师带领信徒成立“抗日后援会”，于教会内设立临时作坊，累计赶制棉衣4300余件，送往豫东抗日根据地，又将教堂、教会学校改造成难民收容所，于1938年至1942年间累计收容难民4000余名。1941年，信阳基督教内地会将教会附属建筑改造成临时收容所，联合当地商会安置了700余名难民。1941年至1943年间，新乡基督教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豫北分会，累计向豫北转运药品3吨、粮食50余吨。

安徽省

1938年，南京、芜湖等地沦陷，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在芜湖的堂区、教会学校迁往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茂林教会事工由陈见真主教（时为牧师）负责。茂林是新四军在皖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茂林教会及教会学校广益中学也成为了传播抗日思想的重要阵地，常常向信徒宣传抗日思想，激发信徒爱国热情，学校还组织学生编排抗日主题的文艺节目，在校内及周边地区演出。茂林教会还多次配合当地新四军的抗战活动。

福建省

1939年春开始，日机频繁轰炸福州，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成立“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并筹建“福州难民所”，开放教会、盲校、孤儿院收容难民。圣公会塔亭医院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治疗大量伤病员，还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穿梭于战火之间运送粮食、器具、药品等物资，支援城内的医院。塔亭医院还多次利用自身优势，在日军的搜查下掩护抗日游击队。1939年7月，日军侵占平潭，平潭基督教医院无偿借给抗战部队使用，直至抗战结束。

贵州省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教会团体各尽所能，支援抗战。其中，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在宣传救亡、救济难民、军人服务方面贡献突出。青年会内设有国际协进会、国际联青社、国民外交协会，并为流亡学生办有学生救济会、学生公社、各大学毕业生同学会、各省市难民同乡会、伤兵之友社等。女青年会为职业妇女办宿舍，为流亡到贵州的穷苦学生发放补助，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等，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战的社会服务活动。

湖南省

1945年，日军以十万兵力分三路向常德、雪峰山等地区进攻，战况惨烈，大量中国军队的伤病员被送到分设在安江、洪江、芷江等地的陆军医院和医疗站。其中，内地会洪江福音堂的爱怜医院虽然人手不多，但克服困难，全员轮转，以精湛的医术收治数百人次，为雪峰山战役（湘西会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