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万的基督徒，和代表他们的教会，在已往的百余年中，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曾经做过了什么事？假如我们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教会，——连一个也没有——这于今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希望有人能回答这两个问题，而且能有肯定的回答。

根据着耶稣自己的教训，我们如果要知道一棵树的好坏，就必须看它所结的果子。同样地，如果我们要估定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价值，我们就必须与40万的基督徒和代表他们的教会算账。如果基督教在已往对于中国确已有所贡献，我们便要知道它的贡献是什么，如果它未曾有过贡献，或将来不能有贡献，我们便要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现在风雨飘摇，救亡不暇的局势中，我们是否还需要这样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在最初一个时期中，基督教的确曾经有过一些不可抹煞的贡献。它把西洋文化介绍给中国；它帮助我们破除一些社会的恶习和迷信——虽然它自己又把一些别的迷信带到中国来，它所办的学校和医院，的确是开了教育和医药事业的先河。无论他们的方法和见解有什么缺点，传教士中的诚挚真纯者，藉着他们人格的感力，藉着他们的言论，藉着他们所带来的圣经，总已把福音书里的耶稣，和他救世的福音，传给一些饥渴慕道的人们。这些事实，不但使我们抚今追昔，饮水思源，亦正足以证明耶稣的福音本身的崇高伟大。

然而已往的时代，我们不必作无谓的留恋。世界是不断的变着，中国更是不断的变着。百年前承平自守、不假外求的中国，今日已变为群雄角逐、四分五裂的中国。百年前优游自在、与世无争的人民，今日已变为忧伤憔悴、傍徨歧路的人民。基督教在这急剧变动的时期中，是否已经走在时代的前面，做了提撕引领（编者按:疑是提携引领）的工作，或已跟着时代前进，不断地革新，不断地适应环境？

可怜地，说一句坦直的话，基督教今日不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且竟是在麻木的生活中，想入非非，做着恍惝迷离的梦。我们只看见一些沉沉欲睡的教会，我们只看见一些无精打采的基督徒，我们只看见一些枯寂无聊的仪式。活动不是没有的，然而只是奋兴会、受圣灵、说方言，一类如醉如痴的活动；工作不是没有的，然而只是布道、祈祷、查经，一类所谓纯粹宗教的工作和救灾、医药、教育，一类可以称做慈善事业的工作。除了极少数的基督徒和教会还知道从事提倡生产，改进农村那些根本事业外，其余简直是没有把社会当前的问题放在他们的思想里。

最奇怪的是，我们只管在教堂里讲着上帝的慈爱，耶稣的救恩，个人的价值，这些道理似乎都变成了烂熟的套调，与我们每日的生活，与我们四周的环境，毫无关系，我们只管在祈祷会里，呼吁上帝，祈求和平，为困苦的人祷告，然而这些仪文，不但与大局无补，反使我们自欺欺人，增加了我们的虚伪。

在基督教这样萎靡不振的时候，一般热心的基督徒看不下去，想着补救的方法，于是有所谓“中华归主”，“五年运动”，一类的计划。无如这些计划，只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并不是从彻头彻尾的觉悟所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们只成了几个空的口号，热闹一时，而没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中国的基督教往哪里去？在这时代的歧路中，它有没有自救救人的能力？假如它还是做着它的美丽的梦，安安稳稳地寄生在现在的社会制度里，而没有把耶稣为公义、仁爱、奋斗、牺牲的精神表现出来，它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只要看看苏俄现在教会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它不但将为一般的民众所唾弃，而且它也是它所宣传的基督的罪人。

我们不是抱着轻慢的态度，故意吹毛求疵，以快一时之意，我们更不是爱唱高调，为不切实际的言论，以取悦于时。如果中国还是在升平时代，我们尽可以优游歌舞，从容谈论，不必作此忧惶伤感的呼吁。然而世界的局势，千变万化，日趋于不可逃避的祸乱。我们处在这样狂飚将至，危如累卵的境地，本来早就应当振起精神，远瞩高瞻，共求民族的出路。无如我们过惯了“国难”的生活，深中了逆来顺受、得过且过的毒，所以虽然有了燃眉之急，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度着我们就整以暇的生活。一般的民众，我们不愿深责，但是崇奉爱人救世的基督的教会和一切的基督徒，我们却不能轻易地放过。

我们相信中国的基督教还有重生的能力:我们相信中国的基督徒还有觉悟的可能。我们相信活活泼泼的基督能从昏沉麻木的组织与信众中，放射他的光辉，使他们得到冒险创造的新生命。我们以为基督教在今日的中国，应当有它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本着耶稣唯爱的精神，结合同志，改造环境，改造社会，以解放民众，实现天国。

我们不希望基督教变成一个政党；我们不希望教会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集团；我们只希望基督徒的个人和团体能认识现在的时代，能认识耶稣的福音的革命性，各尽所能，从事研究，从事组织，从事试验，使整个的基督教运动，不复为自己而生存，则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庶几有望。

我们希望耶稣诞生的纪念节能给我们这样清彻的觉悟。

原载《女青年》第 11 卷第10期，1932年

转载自《社会福音》，193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