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道，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现选取一些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就基督徒是否要参加抗战、以什么方式参加抗战进行的神学思考，以展现中国基督徒在国家危难之际对信仰与现实的思考和行动。

吴耀宗

“九一八”事变后，吴耀宗最初持唯爱主义立场，然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国家的危难、日本的暴行，吴耀宗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淳朴的唯爱主义到对日不合作，到理论上唯爱、行动上支持武力抗战，到与各界爱国人士并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主张因爱而用武力不违背唯爱精神，到歌颂武力抵抗侵略，最终完成了艰难的政治思想（也是神学思想）的转变过程。他在《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及其在大时代中的意义》一文中谈到基督教对于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可能有的贡献：“我以为基督教在现在应当充分发挥它的反侵略的作用……这几年来，全世界的基督徒不但一致地拥护中国正义的抗战，他们也普遍地发动了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在今日侵略者到处疯狂地发动战争的时候，基督教主张公道、维护正义的力量，尤其是在弱小民族中，应当是极其重要的。”

在1942年发表的《基督教与新中国》中，吴耀宗明确表示：“中国抗战，已经快到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我们遭遇了空前的苦难，也为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付了空前的代价。然而我们相信，这一切并不是无意义的牺牲，而是新中国建设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民族复兴所不可缺少的锻炼。因此，不管我们前面还有着多少困苦艰难的旅程，我们还是抱着决心，鼓着勇气，迈步前进！”

“形势虽然严重，国内却没有厌战的情绪，没有失败主义的论调。相反地，我们相信，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爱国的热情，他们为国牺牲的决心，并没有减于‘七七’发动抗战的时候。只要他们有用武之地，只要他们晓得他们的血汗不致白流，他们是可以前仆后继，绝无反顾的……也许这是中华民族一个苦难的时候，也许中华民族必须经过一次烈火的洗礼，才能烧净现在的渣滓，获得它的新生。但我们坚决地相信，我们是必定能够胜利地度过这个苦难的。因此，我们便坚决地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

赵紫宸

1931年，针对日本侵略东北，赵紫宸代表《真理与生命》撰写声明，谴责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国土，杀戮中国的人民，违反世界和平的公约，蔑视人类共同的幸福”。“我们痛心疾首，恨恶此种违逆公理、蔑视人道、破坏人类文化的罪恶！”（《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应当持什么态度》）

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基督徒的思考不再停留于对日本侵略的义愤，而开始寻求以何种途径救国，赵紫宸亦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用十字架的牺牲精神拯救人心，通过这条途径，中国的希望由普通大众、有为青年、所遭受的苦难、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谱写。这条路不但是窄而直的，也是长而远的，非一时所能奏效。（《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希望》）“国家的危险甚于累卵。我们信奉基督而作宗教教育的人，在此种大难中，虽然知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而我们不能不秉承耶稣的圣训，不能不抱‘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决心，去培养青年信众们的人格。我们明知这件事是迂缓而久远的；不过在中国长期奋斗的程途中，这是必须要的一件事。”（《宗教教育者应如何应付国难》）

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国家临难，万众一心，足以转危为安。所以上海战事发生后，十九路军士的神勇，对于全国人的精神有莫大的贡献”，“基督教中的宗教教育家在现在中国应当努力在民众中创造积极的责任心与团结力”。赵紫宸肯定了抗战的必要性和意义，认为中国“自卫的抵抗却完全根基于公理与人道。中国要保持国格，维护自由，捍卫主权，坚守土地，是应当的，是基督教所必须应许的”。“人类失去自由与主权，即不足以为人类，人群失去团结与互助，即不足以为人群，因而奋起，捍卫国家，与残暴的鬼魔顽抗。”同时，结合“基督教自古有卫道殉道的伟烈”，赵紫宸提出，面对抗日救亡，“宗教教育者要祈祷要慷慨激烈地鼓铸勇敢牺牲的志节”，“耶稣的弟子当有真，有爱，有大无畏的奋斗精神”。“今日须主张，须实施者，唯有自奋自强，不屈不挠，因为舍此即不是耶稣的教训，亦即无生命的道路。”（《宗教教育者应如何应付国难》）

谢扶雅

面对日本的暴行，谢扶雅主张武力抗日，认为唯爱与武力是相容的。他在《唯爱与武力果不相容吗》一文中引用儒家的“通经达权”来说明唯爱与战争的关系。诚实是“经”，有时不得已讲句违心的话是“权”；“权”无背于“经”，因为它的动机原和“经”在一条路线上。如果在万不得已的场合，亦拘执不用武力，也未免太迂愚；愚也不能算是“经”了。“‘权’的武力，只从手出，不从心出，故于‘经’无伤。‘权’好比浮云，其来也骤，其去也消，绝不着一点痕迹。”“临时应急——尤其是临时崛起抵抗强暴时所用的武力，例如一·二八我十九路军之应战，东北义勇军之抵抗暴日……都不能说有背于爱之原理。”他既支持唯爱主义，又主张武力抗日，追求“虽然使用武力，而仍保有大爱的绝对”。

从信仰方面来说，谢扶雅认为抗日战争是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在《抗战中基督徒应做些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是超民族、超国家的，基督徒之所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不仅仅因为其对民族、对国家的侵略，更在于侵略者对于世界和平和公义的公然侵犯。基督教对于维持正义、和平、博爱也肩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对外来说要呼吁国际社会的同道，谴责日本的暴行，声讨日本的侵略行径，对内则要尽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凡是国家在抗战时期命令你做什么，你无理由违背……每一个基督徒应如何加紧努力，做十个人或一百个人的事”。

王治心

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王治心主张武力抗日，呼吁基督徒合力抵抗侵略，寻求救国的出路。他在《我们对于暴日的态度——对于反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大多数灰色的基督徒，不明白它的真意义，只知道和平退让是爱，不知道基督的爱，是在救人，救人的方式固不一样，无论抵抗非抵抗，如果真能救人的，随便哪一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比方有一只老虎要吃人，我们不能不合力把这只老虎打倒，为的是要救人，决没有让老虎去恣意吃人，或者竟送人到老虎口里的理？因为老虎是无厌的，不会觉悟的。”“为目前计，只有整个全国武装，拼一个你死我活，与其坐待灭亡，不如求九死中的一生。基督徒同志们，不要误解了基督的爱，不要受世界主义的迷，我们要救人，用抵抗来救中国自己，用抵抗来救日本人，用抵抗来救世界人类。因为无抵抗的爱，有时不但不能救人，反而要杀人。”“基督教是主张世界和平的，然而应该知道要求和平的实现，必先要扫除和平的障碍。同时要积极地谋求自强，有抵抗侵略的力量与决心。对于扰乱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不怕牺牲，期望真正和平的实现，这便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界所应当担负的责任。”（《我对于国难教育的意见》）

邓述堃

邓述堃在《从基督教的立场说到反侵略运动》一文中提出，宗教追求的救世目标总与侵略者的倒行逆施及一己私利相矛盾。基督教的立场是主张和平的，但这种和平是建立在人类平等的基础上，日本的行为无疑破坏了这种平等，所以奋起反抗、捍卫和平是正当的。一切侵略战争都出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或集团的私利，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殉难精神则主张杀身成仁，争取正义的胜利以挽救世界。“基督教虽然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宗教，但他所主张的和平，是以人类平等为原则，在互相亲爱的条件下共谋和平的幸福。凡一切苟且偷安与恶势力妥协的和平，是基督主义所不能相容的。”“我想基督耶稣设使今日还在世间，他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这种强暴的侵略或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一定不忍坐视，定要加以猛烈的攻击，并且要领导我们这四万万五千万的受压迫民众，来进行一切解放运动，俾可得到完全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在现阶段的中国，处于强暴势力压迫之下，我们凡属基督信徒的，或非信徒的同胞，应当一致效法耶稣为正义，真理，奋斗的精神，努力参加我国一切救亡运动，并联合国际间一切爱好和平的份子，加强我们抗战的力量，来消灭一切不合人道的战争，与强暴的侵略，俾对侵略者，实施有效之制裁，促成真正之和平。”

刘廷芳

抗战初期，面对政府当局的腐败，一些教会领袖主张，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非一朝一夕的抵抗所能成就，应当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反躬内省、改革人心、革除积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廷芳在《国难中教会的使命》一文中说：“国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国当局，其中贤者忠者仁者智者固然不是无人，然而腐败者，黑暗者，误国害民者，自私自利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者，贪婪淫欲者，残害同胞者，间接直接卖国者，其数岂不是可以车载斗量？哪一个机关，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党没有这样的人？哪一天没有这样的行为？倘若神是公道的，对于强敌的横蛮固然不能漠视，对于国内这一切罪恶，又岂能偏袒？”他提出国人应当“举国一致的，自己擦清了眼睛，看见自己的罪恶，举国一致上下齐心的忏悔，决志痛改前非，求新的生活，洁净的生活”，唯有消除自私自利、消除腐败，同时积极奋斗、强大自己，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我以为做基督徒的应当认定我们要图存必须奋斗，基督徒在这时期中须作先知先觉，力行实践的倡导者领导国民去奋斗……我们今日应当不务空言，事无论大小，择实际可行，实际当行的，各尽心力去实行。除却全国人人积极的奋斗，中国无生存的希望。”（《基督徒今日为国难的奋斗》）

张雪岩

张雪岩最初支持唯爱主义的思想，然而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他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正如他在《田家半月报》上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文章中所言：“不论基督教的大中小学校，都应在中华基督教总会的号召下动员起来，已届兵役年龄的学生首先响应知识青年从军，一洗基督教麻醉落伍的耻辱，基督教的青年学生应以自己的生命效法青年耶稣，献给为国家为人类争取自由的大目的，成仁取义是基督教青年的天职，莫逃避，莫迟疑，起来吧，将十字架的义旗高举起来，不能从军的，可组织劝募队，课余之暇和休假期间，应广泛出动，分别劝募，都市的娱乐场所，饭馆，商店，银行，工厂，富绅巨室和达官阔人的住宅，都市基督教青年学生劝募的对象，为国家喊，为国家求，为国家哭，为国家跪。”他号召全国数百万信徒动员起来，报效国家、共争胜利，“国家正在危急关头，不论为民族的生存或为人类的自由，以宣扬真理正义标榜于世的基督徒，应本爱自由和平的信仰动员起来，踏着拿撒肋（耶稣的家乡）那位义人的血迹，以牺牲无我的精神冲上义战之路，动员吧！全国的基督徒，这是实践十字架信仰的最好的机会，让那义人在你的行为上复活，救民族救国家并救人类。”（《基督教徒应全体动员了》）

江文汉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文汉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唤醒民众宣传抗日的活动。1937年，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只愿政府有决心抵抗到底，我只愿新中国从困苦艰难里得以产生。”表达了他追求真理、渴望建立新中国的热情和意志。他从圣经的四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神学角度思考基督徒要有爱、有盼望，要接纳，并提出：“作为一个有生命力和价值的基督徒，就会持续敏感地面对当今悬而未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个人宗教必须是社会性的，因为个性本身是扎根于社会的大环境中……我们宗教的虔诚和崇高理想必须辅以社会激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

1936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纷纷予以表态，倡导一种国难时期的教育方案。对此问题，江文汉在《基督教教育与国难教育》一文中主张，国难教育在非常时期应有三项，即非常的课程（“使学生对于国家的危机，能得到真切的认识”），非常的训练（“使学生演习战时必要的技术”），非常的组织（使学生自动地组织救国会、国难宣传队、时事讨论会，养成集体生活的行动与纪律）；基督教教育在此三点上，还需注意发扬人格教育（“基督教的精髓，就是服务和牺牲两点，国难期中，正需要养成一班能为大众服务、能为正义牺牲的青年”），思想自由与独立的训练，培养民族的信心。

抗战伊始，面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暴行，许多基督徒敏锐地看到了家国危难，积极寻求救国之道。一开始，非暴力不合作是教会中的主要立场，随着战事的深入、时局的变化，许多基督徒意识到唯爱主义行不通，开始主张通过武力抵抗侵略，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增强国力、改造人心才是长远的救国强国之路。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有走上战场杀敌者，更有在后方支持抗日者，他们组织各种战时服务机构，为前线战士提供服务、开展救亡图存宣传活动、为穷苦民众和妇女提供受教育机会、救济有需要的人，从思想和行动上展现出中国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勇于牺牲的爱国之心。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历史、铭记历史，将爱国爱教的精神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