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公祭仪式讲话中提到：“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来自欧美的国际人士向南京难民伸出了援手，他们面对日军的疯狂屠杀，挺身出来阻止暴行，给予南京难民以力所能及的援救。参与救援行动的国际人士，多数都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欧美人士，其主体，则是一群以弘扬基督教为职业的美国传教士。他们持守着基督教的仁爱观，渴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当南京城沦陷后，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他们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借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牧师或传教士，他们保护着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

　　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其中几位的故事：

　　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目睹日军暴行时，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在中国28年后，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后，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后来到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长达105 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庆幸的是，他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于联合国救援机构。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于1920年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后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战后，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后世。

　　此外，还有一名了不起的女基督徒，她叫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叫华群，美国基督会在中国的女传教士。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派遣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和身边的基督徒与难民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为他们的生命祈祷。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使得她们避免了被日军送到军队慰安所和军营而遭受日本士兵性奴役的危险。“华小姐”几乎成了南京城里人们心目中的“天使”和“神的使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政府曾请她离开，而她却选择留在中国，继续上帝给她的传教使命。她说：“我觉得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危险中的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她为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和保护难民，数度遭日军威胁，殴打。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1938年年初，金陵女大难民所中难民的数量达到了一万多人。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 军军长兼第88 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正是西方侨民的拼死掩护，才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贝德士在一封信中说：“我始终是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魏特琳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中最恐怖的日子之后，写了一篇题为《分享难民营的“丰富生活”》的文章，其中写道：“虽然深爱的圣歌只能在心底吟唱，虽然我们的心由于无情的杀戮、可怕的痛苦与破坏仍在城中延续而充满忧伤，但是，由于我们对上帝的崇信和对他赐福人类的感恩，我们中的一些人重新认识到只有紧随基督，和平才会真正降临到这个疲乏的充满战乱的世界，因为只有他能变憎恨、怀疑和虚伪为爱、信任与诚实，而这是人类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唯一基础。”

　　谨以此文纪念南京大屠杀中誓死保护中国百姓的外国传教士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 《为了世界的和平——从基督教仁爱观分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救援”动机》
　　2. 《南京大屠杀：24名外国人保护了二十多万中国人》
　　3. 《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纪念南京大屠杀中誓死保护中国百姓的外国传教士》
　　4. 《南京大屠杀美基督徒女子拯救上万中国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