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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启发(一)

(一九八五年)

2026-02-02 来源:《丁光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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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同学们陆续介绍今天海外一些神学学派。它们有的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为了使同学们能够理解一个神学学派,我不得不针对中国神学思想现状,突出它的某些特点,并且尽可能通俗化和简单化,这么一来,对一个学派未必很公道。这是首先要向大家打招呼的。

第二个招呼是:研究神学切忌给别人贴标签,说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不属灵”的,或这个是“正统的”那个是“不正统的”。做自封的审判官是容易的,但对自己的神学思想的形成、丰富、长进没有什么帮助。这是一个不准备提高自己的态度。遇到你听不大迸的论点,先不要谴责,应当试图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这样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问题你自己能不能解决?是怎样解决的?这就是说,不要急于做裁判员,要做聆听者和对话者。我们对新观点不要求全责备,要有同情,要进入对方的体系,要看到它企图解决某个问题的善良意图。不同意某一论点是可以的,但先要好好了解它,知道它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不要歪曲它,给它无限上纲。先歪曲和丑化一个论点,赋予它以荒唐的形象,以便不费吹灰之力加以打倒,那不是神学家和任何正派学者应有的手法。


一、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起源于拉丁美洲,主要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它现在在北美和亚洲都有影响。它甚至在福音派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可能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最没有影响的地方之一。

解放神学突出和强调《圣经》里面出埃及这件事。出埃及是上帝在希伯来历史上所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听了希伯来人民在痛苦中的呼求,让他们经过斗争脱离埃及,得到解放。《旧约》的许多书告诉我们,在出埃及后几百年、一千年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经常不断地要回顾这件大事。“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这个话里的“大事”,指的每每都是出埃及。出埃及这件事在希伯来民族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除了出埃及是解放神学突出的主题之外,《圣经》里面解放神学家用得特别多的是马利亚的《尊主颂》——《路加福音》第1章第46节起的诗:“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此外,他们的文章里面引用得特别多的是《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讲的那段话:“……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还有一处他们引用得特别多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至46节,讲到上帝根据人们对贫穷无告的人的态度进行最后的审判。

解放神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上帝不是不偏不倚的,上帝有偏袒,他偏袒穷人。解放神学最有代表性的神学家,秘鲁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写的一本书就叫《解放神学》。他是第一个把解放神学的旗帜打出来的。他说,传统神学集中注意力于不信的人(non-believers),而对被剥夺了人格的人(non-persons)却毫不注意。传统神学对这种人缺乏敏感。他说,告诉这样一个过着非人生活的人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会有什么意义呢?这位神学家更关心的是世界上那些穷苦的人、受排挤的人、被疏远的人、被人践踏在脚底下的人,这些人过着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他认为,神学应该关心这样的人,不要专把注意力集中在不信者身上。他认为,上帝偏袒世界上的穷人,出埃及就表现了这一偏袒。

解放神学提出的几个词,现在在国际神学界用得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实践(praxis)。这个词有时指人民的一般实践,有时指基督徒在神学指导下的实践。解放神学不推崇大部头的系统神学,主张通过实践来取得神学思维更多的原料。

解放神学强调它是一个入世的神学,主张进入世界。古铁雷斯说:“神学的中心问题不是人死后(after death)怎么样,而是人出生后(after birth)怎么样。”死后上天堂呀,下地狱呀,他认为这不应该是神学的中心问题。神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人世。怎样使人生出来以后活得有人的尊严。

解放神学反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一直在那里讲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或是说开发,却不讲解放。解放神学认为,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问题首先不在开发,不在发展,而在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这些国家越让外国来投资搞开发,对外国的依赖性就越大。巴西有个卡马拉(Camara)大主教说过:“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这个二十世纪,最大的爱在于创造正义社会。他们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发展,而在于不独立。不独立带来压迫和各种痛苦,所以人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寻求解放,而不是增加全国人口年平均收入的数值。

解放神学流派很多,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明确表示,必要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暴力,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使用大量暴力,这决定了反统治者被迫使用暴力去推翻他们。拉丁美洲现在至少已经有几十个解放神学派的神父被反动势力的暴力打死,或是在社会斗争中被暗杀。这些事迫使人们考虑使用暴力对付暴力的问题。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对于教会当局,即天主教教阶制度中的上层领导,竭力维持正常关系。他们在教堂之外成立了许多基督教基层共同体。在这种小的聚会里面,神父跑去同大家一起做弥撒,一起做祷告,一起读《圣经》。读《圣经》有时每个人都讲话,谈谈读了《圣经》以后有什么体会。我看过三本书,记录了些普通的打渔的人,一般的工人,一般的农民,望了弥撒和读了《圣经》之后,一个一个的发言。这是在解放神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

解放神学代表着一种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研究《圣经》,大家都喜欢知道,这一本书或者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越知道背景就越能够理解经文。解放神学派并不反对研究背景,不过他们说,研究背景不总是很有成效的,《圣经》里面许多段落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发现。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了解一段《圣经》从一代传到一代,从那批基督徒传到这批基督徒,积累了什么亮光。譬如说,《出埃及记》是《旧约》里的一本书。我们学习《出埃及记》,不但要知道出埃及的历史背景,也要知道《出埃及记》那么许多年传下来,希伯来人和基督徒是怎样理解它、接受它的,这个知识是宝贵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应该看到这节“经文”有它的教会性、历史性、公性。历史传下来的许多亮光都积累在那里,要加以认识。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又把新的亮光加进去,即便是没有多少知识的打渔的人、种田的人,他们在那些基督教基层共同体里面的共同发现也是宝贵的。按照我的理解,用民主精神读《圣经》,这是解放神学学者很重视的一点。这一点也正是我们重视的。

关于传福音,他们认为教会的历史使命不仅仅在于把基督带到人间。基督受父的差遣,一直不断地在来到世界,藉着圣灵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进行工作。因此,教会的使命不是把基督带到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里来,教会的使命是去认识基督已经在哪里工作,然后把认出来的基督作为好消息去告诉穷人。教会的使命主要是向人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由于道成肉身,由于复活升天的基督充满万有,人间已经有了基督。教会藉着圣灵的光照,认出基督来,然后像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一样去指出:“是主。”教会做见证的任务是把主的作为指出来。既然如此,传福音不仅是把基督带给穷人,而且也是发现穷人身上的基督。传福音不仅是把基督带到人间(bring Christ to),而且是要从人间把基督发现出来(bring Christ out of),因为世界上的人身上已经有一点基督。把他们身上的基督发现出来,这也是传福音。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中有些人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评价不高。他们指出:“基督教共同体这一神话,必须要破除,因为它使得人们认不清楚社会是分成阶级的,这些阶级是相互斗争的。”古铁雷斯说:“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上层公民间的一桩婚姻。”这当然是讽刺话。他还讲,世界人类没有合一以前,教会是不可能合一的。他们这个观点我们中国基督徒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认为,教会的标志首先应当是圣洁,然后才是它的“一体”或“大公”。把“一体”提到不恰当的高度,一切服从“一体”,这每每会混淆是非。

解放神学的影响达到世界很多地方,产生了一些神学激进派。譬如说,美国有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黑人神学就是解放神学在北美的体现。还有妇女感觉受压迫,她们得到解放神学的启发,就出来了女权主义神学(feminist theology),认为妇女对于基督教的真理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两千年来受到了压抑,现在她们要解放,解放之后她们可以对基督的丰盛作出独特的更加深切的贡献。在这个神学的影响下,她们反对男权中心主义,有的还反对称神为父、却不称为母之类的神学语言。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表态是很少的,所以我不能够说他们对苏联怎样,对中国怎样。他们对古巴是有同情的,觉得古巴代表解放。对我们中国偶然也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古铁雷斯作过一篇演讲,专门讲中国,他是很肯定新中国的。解放神学书本里提到古巴,有时也要提到中国。提到苏联的话我没有见到,解放神学似乎没有反对苏联,也没有拥护苏联。对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批评比较多。

解放神学开始于六十年代,当时别人觉得这也是一家之言。当拉丁美洲主教团一九六八年在麦德林(Medallin)开会的时候,请了解放神学家去做顾问,出来的决议有不少解放神学的语言。不是这些主教都完全拥护解放神学,是因为主教们依靠一批神学家替他们起草文件。解放神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麦德林会议的文件上。材料发到全世界,神学家中间拥护的人很多,反对的人更多。过了十年,拉丁美洲主教团在普埃布拉(Puebla)又开会。这次开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自驾到。他也不敢表示反对解放神学,因为解放神学已经有不少群众。可是看来他也不甘心让解放神学继续扩大影响,所以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一句是:“神父不是社会工作者。”这句话的含意很清楚,是不利于解放神学的。还有一句话是:“阶级斗争不是一条达到社会秩序的道路。”这是否定阶级对抗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他要维护的是所谓“社会秩序”。

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推翻了法西斯统治,成立了一个民主政权,这一起义有好多位解放神学的神父参加。因此,今天尼加拉瓜里面有三个部长是神父,其中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文化部长。全国扫盲运动委员会主任也是神父。教宗要他们辞职,说神父不能参加政府。美国有一名神父是国会议员,他先奉命退出了国会,此后教宗就好对付尼加拉瓜的几个神父了。现在据知尼加拉瓜的神父拒绝退出。他们说,神父不参加政府,原则上固然是对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应该有例外。一个神父说:“譬如说,我作为一个神父,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去做驾驶员,但是在革命运动需要的时候,我开过大卡车。”

外国朋友时常要问:你们中国基督徒对解放神学抱什么态度?我们是拥护解放的,我们也是重视神学的,我们也认为,神学应该从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用大量事实揭露社会黑暗,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拉丁美洲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要改造社会制度,我们中国基督徒是欣赏的。解放神学主张神学应该多同社会科学对话,少同哲学对话,这我们也觉得是很好的。关于上帝有偏袒,上帝在有钱人跟穷人之间并不是各打五十板的,解放神学把这一点指出来,对我们中国基督徒读《圣经》是有启发的。解放神学是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拥抱起来,我们感到难过。但是,许多中国基督徒到底还是认为,基督教和它的神学的永恒主题,不应该是政治解放这一限于一定时期的任务,而应该是神人和好。如果不把神人和好作为神学的主题而以解放作为神学的主题,这个弯转得很大,即便我们中国已经解放了三十多年,许多基督徒也感觉到很难转。人与神和好,这是基督教神学的永恒的主题。社会、政治解放是这一主题之下应有之义,不容抹煞,但不是主题。我们中国经历了政治解放,神人和好的问题仍旧存在着。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中有的给予“解放”广义的理解,那就很好,但有的不这样。纽约协和神学院詹姆斯·孔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是这样说的:“我还是坚持,基督的福音同穷人脱离社会政治压迫的解放运动是等同的。”他说的是等同的,他不是说支持,如果他说支持,我们就可以同意了;如果他说包括,也可以;如果他说要求,也是很好的。但是他说是等同的,福音和社会、政治解放等同了起来。对这个我们就有保留了。

我国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有重要的改变和提高,人民的精神也有很大的改变和提高,这些我们都是欢迎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变化,不能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讲到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相等同。解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放并不接触,更不解决与神和好的问题。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上帝怀中,便不会安宁。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许多人渴求这种灵性上的释放。我们不要把这个释放同社会政治的解决混为一谈。

解放神学讲上帝是偏袒穷人的,这是有启发的。穷人值得我们同情,但是穷人不是世界的弥赛亚,好像只要解放穷苦的人,穷苦的人就能解放世界似的。我们中国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同情和支持穷苦的人,这是应该的。一般说来,穷人更有条件接受革命的道理,这也是对的;改造社会,解决贫穷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不要把穷苦的人理想化、绝对化。我们中国人民要富起来,但是我们不是平均主义者。硬要人人一块儿富,人人一样富,如果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五百元,就得人人拿五百元,不可以有一个人拿一千元,这个平均主义是不行的。事物总是参差不齐的,要富起来,总有一部分人先富,总有人后富。如果穷人由于穷就是救星,那么昔日的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之后,他已经穷了,那他又变为革命的动力了。本来是受穷的人,今天他劳动得好,收入多了,他先富起来了,他倒变为革命的对象了。这不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已经尝过味道了,社会被搞得一塌糊涂。在旧社会,被压迫者是穷的,压迫者是富的,大体上是如此,但不能说,革命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社会发展所按照的规律不是这么简单。尤其在人民政治上得到翻身和解放之后,再要号召穷人反对比他们富的人,社会就乱了,这是破坏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亲痛仇快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解决之后,在土地改革的问题解决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要安定团结,提高生产,让人们参差不齐地从贫穷过渡到富有。

再者,穷人尽管穷,他的头脑里也可能接受了不少统治阶级的思想,穷人不一定是最有觉悟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穷人偶像化。正确的理论往往不是穷人自发产生的,每每是较富有的家庭里的知识分子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出先进的理论来。

尽管我对解放神学有这么一些保留,我还是觉得解放神学是基督教史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事物,它是了不起的,胜过许多传统的系统神学体系。我很爱护它,而对某些反对解放神学的人,我倒是并不同情的。

解放神学是不是统治阶级把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引向宗教从而放弃斗争的一种手段或阴谋?我认为不是,因为就拉丁美洲的大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到达;对第三世界的天主教、基督教信徒,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具有多大吸引力的思潮。正相反,解放神学是把宗教信徒从忍受痛苦引向现实,引向觉醒,引向斗争。就它二十来年的历史来看,他不是把群众从斗争引向顺服。

喜欢以“宗教是鸦片”一句话来对待任何宗教现象的人,在解放神学面前有一点为难。宗教就是鸦片之说,未免太简单化。一个人吸了鸦片,处在麻醉状态底下,不会主张解放,不会自觉去斗争,不会去为解放事业牺牲生命的。如果解放神学也不过是鸦片,那么教宗就不必到拉丁美洲去浇冷水了,南非反动政府也不必大张旗鼓反对黑人神学,没收它的出版物了。我想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在各种不同的宗教现象之间细加区分,承认有的宗教现象比较另一些宗教现象要好,而不把它们看为铁板一块。


(待续)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88~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