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史，有两件事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尽管我们能回忆起两国之间一些敌对的事件，然而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占上风；其次，我们两国基督徒在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曾经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因此，我的中国同道们十分高兴派我们四人前来北美访问，我此刻以十分喜悦的心情代表他们向你们致意。在我们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年代里，美国基督徒为我们祷告，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你们有些祷告的话是根据误传，但我认为不要紧，上帝听的时候心里是清楚的。

我意识到，这次来北美访问数周，除了可以倾听和学习北美基督徒外，我们难免也得向一些听众讲讲话。过去三十年积累了那么多的话要在我们基督徒团契里来讲，我该讲什么才好呢？怎样把材料加以挑选和整理呢？我感到自己多少像你们大家常讲的那只蜈蚣似的，它有那么多条腿，反而不知道该先移动哪一条好。今晨，就让我同你们大家谈一下关于人，也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体会吧。这些是我作为新中国一个基督徒在将近三十年当中所获得的认识。

我不妨开始先说，在人是罪人和人需要基督救恩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可向大家报告。关于人，我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曾经看到充分的证据，足以坚定我的基督教观念。我曾经遇到过不少真正革命者，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并为他们所感动。他们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之久，抛弃一切所有，献身于使中国人民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过得美好一点的事业，他们那种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为了维护革命事业，对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非常敏感，对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要求非常严格。而正是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对圣保罗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憎恶的，我倒去作”（罗7：15）这话，不是反对而是抱有同感。如果为自己树立这种崇高道德标准的人尚且如此，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十分明显，基督救赎和圣灵成圣之功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是大有意义的。

我们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个新的洞悟倒是，人不但是个罪人而且也是个受罪者。传福音工作不是去定人的罪，而是同社会罪恶的受害者站在一边，与他们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光定人的罪不是真正传福音的宗旨。光定人的罪不会导致悔改和接受基督为救主。约拿把宣布群众为罪人一事当作一件称心和高兴的事去做，因为这和他的沙文主义、孤傲心理正好一致。在他的判罪宣告中毫无爱心和怜悯心。这样传出来的信息是灭亡的信息，而不是拯救的信息。

在福音书里，我们常常读到关于耶稣对众人同情怜悯的章节，耶稣的怜悯心不光是对人表示可怜之情，不光是给予他们施舍，也不是表现出一个带着优越感的人对待地位低下的人的那种态度，而是同贫穷、饥饿和体弱的人，那些深受不公正制度损害的，那些世世代代被摒弃、蒙受非人待遇和被挤到社会边缘的无名小卒，总之，是同那些遭受严重损害的人们，一道分担忧患，同甘共苦。

仅仅说人都是罪人，这无非把人赶走。正是同情之心驱使耶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时把他们引向自己这一边来。只有当中国基督徒丢下自己的那种漠不关心态度而去接近自己的人民群众，我们才能体会到他们受害程度之深，从而基督的同情之心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这个同情之心使我们同人民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当我们带着对自己的人民长期经受苦难的认识再去阅读《新约圣经》时，我们仿佛进一步领悟到基督对受害者的同情心，也越发被他的挚爱所感动。我们带着《新约》中的教训再去聆听中国革命家给我们指出的：我们的人民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即我们通常称呼的“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并且直到今天还在承受其恶果。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基督徒和中国人民相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立场或共同语言，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站在这个共同立场上，传道人可以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来讲话，而不是作为来自海外，或来自上面或来自外面的人来发言。他说话出于对人民的真正挚爱，摆脱了像约拿对被他遣往那个地方的人民极端憎恶的那种厌恶人类的思想。

有人说得很聪明：传道就像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讨得到饭吃。不错，但这不是“传道”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乞丐更需要知道，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疾病，他们的失业，他们睡在人行道上，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乃至他们的乞讨生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由于少数人为了贪婪权势金钱，也是由于他们本身的逆来顺受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必须帮助乞丐认清，不是上帝的旨意使他们沦为乞丐的命运。事实是：社会上层少数人在统治一切，在享受生活中一切珍贵美好的东西，然后从他们的财富中拿出一点点来周济乞丐，有的连这一点点也不去做。只有当我们真正关心和热爱这些受苦的男女群众时，上帝才会把为拯救罪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说出有力量的话语来；也只有在那时，人民群众将乐于来听我们的声音。

换句话说，我们这才认识到我们从前对我们的人民的确是多么缺乏真正的爱心啊！热爱自己的人民不仅仅是向他们微笑和表示友好。把自己置于他们的地位，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中去，和他们有共同的感受，了解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与他们结成联合阵线，这就是把我们的共同事业和上帝的旨意以及整个宇宙间的灵性力量联系了起来。爱心的确体现在所有这一切方面。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拿3：4）这个使约拿感到兴奋的消息，完全克服了约拿不愿去该城的心情，因为他对人民的解放毫不关心，尼尼微要毁灭的消息恰恰是他乐于说出的话。但是以基督精神传福音的传道人，从来不敢宣布灭亡的信息，宣布这种信息会使他极其伤心。有爱心，才能真正传得出福音。

我想再进一步谈谈。世界上的受罪者感到自己如此无依无靠和失去了爱，以至于他们几乎总是倾向于使自己组成各种组织、集体和团契。我想，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组织所犯的暴行不应该使神学家们对人的一切集体都抱反感。人的集体，即使那些不挂着基督名义的集体，往往会成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人群的渠道。

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受过高踞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儒家传统熏陶而没有完全基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年中确实经历了一段不短的不寻常的生活历程，渐渐认识到在人们的社会组织中存在着莫大的教育意义和灵性的潜在力。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人们志同道合的关系中，却能产生一种鼓舞作用使同志们能达到单独个人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对个人起着鼓舞、改造和促进作用的，正是集体中的共同目标和共同热情。

我有一个学生朋友遇到了一桩严重的个人问题。他起初单独只身与之作斗争，但没有取得胜利。他后来求教于他的伙伴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帮助和力量。他开始对事情有了新的领悟，于是当他从磨炼中高兴地挣脱出来，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人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认识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有很多人愿意伸出他们的友谊的手来鼓励你、支持你。就像在盐海里，你是不会下沉的。”这向我们清楚地揭示，基督的信徒团体本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明白这也是你们河滨教堂旨在实现的目标。

我们用不着到中国去寻找实例。就在美国这里，有位非常出名的夫人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因为这个坏嗜好给她和家人带来了痛苦，她的家属不得不将她送进医院。她在医院里样样都感到不顺心，因为她在那里只被当作普通病人看待，没有得到特别照顾。她不得不参加到她被分配去的那个小组里。她在那儿不愿发言。但有一天，同组的一个病人带着轻蔑口气正在谈论养成坏嗜好是个人自由，它对别人不相干。这位夫人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深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于是她也开口了，她把自己的坏习惯如何使她的亲人遭到痛苦的事实说了出来。她立刻被这个小组所接纳，大家对她亲昵起来，开始叫她名字。从此，她不再仅仅是一个病患者，而是变成这所医院治疗力量的一分子。她的这一行为带来了新的生活，很快她完全从她的不良好中解脱出来。不友好的人可以说，她被洗过脑筋了，但是，更确切的一个词也许应该是改造，或改悔，或转变；或者说，通过集体的帮助，她朝着上帝身边迈进了一步。

我们回忆当复活的基督即将升天之前，他嘱咐他的朋友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分散，而要在耶路撒冷聚集，一道祷告和等待。今天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人的集体采取否定态度。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正在认识到，与超在者上帝的交往与其说远在彼岸，倒不如说就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当我们进入到人类关系的深处时，且不论这些关系是多么属于人世不属于教会，我们实实在在地是向神圣的上帝打开了心门，迎接他进来。上帝是爱，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与宇宙至高无上的真体接触和接近，从而使我们自己与上帝的神性契合。

我们了解，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坚持，人类生活由于其社会性质，本质上是给人们带来异化作用的。他们宣传人的团体必然比组成团体的个人更不讲道德。他们甚至说，人的有限和罪恶在集体关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他们说在人性里面的邪恶冲动在集体行动中可以发挥到凶恶残暴的程度。所有这些对集体的否定，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经历，也和教会关于圣灵进驻人心与促进善行的恩典的教训背道而驰。我想知道，这种对人类集体的厌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反映了有些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思想，或者也反映了那些以使群众永远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为其基本出发点的对人的恐惧心理？也许我是在批评一种目前在附近一带已经不大时行的神学现象？我很想知道。

我今天在这里向你们大家拉拉杂杂地讲了一些我们中国基督徒关于人和关于人的集体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我和我在中国的同道们这些年来在头脑中逐步形成的。我一开始就说过，我来北美洲的目的应该是多听听和多学习一些东西，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但是，事实却是，我在开始这次访问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个讲坛上来讲话。这是我的自相矛盾。我答应，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为了克服这一点，我要多听少讲，好增进见识，以便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回给我在国内的同工同道们。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32～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