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的日子里，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四届人大上，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决心，至今仍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周总理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的一生。《天安门诗抄》中的四句诗：“浩然正气，光明磊落。功高德重，名垂史册”，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周总理崇敬的心情，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几十年中，我同周总理有过多次接触。每当国家和民族到了重要的转折关头，我都有幸见到周总理，聆听他对时局的精辟分析。我之所以能数十年跟随党，为人民做一点事，都是和周总理的帮助分不开的。周总理和蔼可亲，心胸宽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和争取各阶层群众，包括不同观点、信仰和立场的人，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他坚定的革命性和灵活性，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基督教工作者，经历了从清朝以来各个时期的时局演变，亲眼目睹解放前中华民族遭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但是，我坚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会觉醒，一定会站起来。正是周总理给我指引了方向。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重兵压境，节节进逼。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无不热血沸腾，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尊严出钱出力，流血流汗。那时候周恩来同志是第十八集团军（即我八路军）驻汉口的代表。那一年我因公去武汉，曾表示想会晤这位久已敬佩的共产党领袖。通过龚澎同志的联系，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在5月20日那天上午10时许，周恩来同志亲自来我住处见我。同来的还有吴玉章同志。谈话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涉及的面却很广。是日，报载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他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941年夏，我从上海到四川讲学。那一年12月7日，爆发了珍珠港事变及随之而来的太平洋战争。四天之后，我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去，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那是一座很小的房子：只有一间办公室和几间卧室。除了几张椅子和板凳以外，陈设非常简朴。办事处的周围，国民党特务岗哨林立，暗探密布。但是这座简陋的小楼竟成了黑暗中的灯塔，暗礁群中的航标。革命人民通过这座小楼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在这里，周恩来同志除了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外，还要接见群众代表、新闻记者、各界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正是民族斗争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周恩来同志指出，抗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也同样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德、日的法西斯统治和侵略。他又详细阐明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这种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谈话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一切爱国人民可以信赖的力量。

1943年5月25日，还是在曾家岩，我第三次见到周恩来同志。那天，在座的还有董必武和其他两位同志。周恩来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已经和日本侵略军及汪伪汉奸政权达成默契，调兵遣将，包围解放区，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说到这里，他的声调激昂，两眼闪闪发光。他以坚定有力的口吻，呼吁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又重申了上次和我谈话时所表示的信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到了中午，我们谈得还十分热烈，周恩来同志留我用了便餐。饭后，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是否愿意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了一个铺，让我休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休息后，周恩来同志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他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

那天，我们又谈到宗教问题。根据我当时的思想，我对周恩来同志说，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同志听后，坦率地对我说，他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最后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那次是周总理和我最长的一次谈话，继续了将近一整天。从此，我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的前途也抱有更大的信心。临别之前，董必武同志还应我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我，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依靠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调动了一百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一致的呼声，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1946年6月23日，上海几十个人民团体，推举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也是成员之一。我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就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受伤，送到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闻讯后，半夜赶来看望我们。邓颖超同志还送来了食物。第三天又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我们。“下关事件”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是制造事端，欲置代表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是热情支持，亲切接待。到底谁要和平，谁要内战，不是最鲜明的对比吗？回到上海以后，邓颖超同志在刘少文同志陪同下，代表周恩来同志到我家来表示慰问。她说：党很重视我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事，但是党却没有忘记，加以肯定，激励我继续前进。

从1949年解放后到1959年，我参加了15次世界和平会议。除了亚洲太平洋会议是在北京召开外，其余都在国外举行。在每次出国前，周总理都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我们作重要指示。总理对世界各种复杂问题都有极其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的指示是我们在国外活动的指导原则。

周总理很关心宗教政策，更确切地说，他体现了党的政策和方针。党的宗教政策，从1938年我第一次会见周总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始终如一。1950年5月，宗教界人士到各地传达第一届政协会议精神以后，周总理找了我和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等一些基督教人士，在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当我们反映了各地执行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以后，周总理说：中国的基督教长期来曾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广大的人民不理解，有隔阂，这是很自然的。你们应当行动起来，让人民理解你们。既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难道办理不了中国人的宗教？

由于周总理的启发和教育，我们发起了一个“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发表了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种种罪行。周总理建议说：“这份宣言可以发表，让人签名嘛!”就这样，《人民日报》以3个版面刊登了第一批1,527位签名拥护宣言的名单。以后，签名的人数发展到十几万人。（编者按：应为几十万人）

周总理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绩将永垂青史。多少从国外归来的人一谈到他，禁不住流露钦佩之情。他在国际讲台上气势磅礴、正气凛然的讲话，正是代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他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溶成一体的魅力。几十年来，周总理始终保持他革命者的本色：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绝不使人敬而畏之；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绝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

在这春风送暖，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日子里，我们纪念周总理81岁诞辰，我好象感觉到周总理依然和我们同在，我仿佛见到当日他和我会晤时那种从容不迫、充满自信的谈吐风度；听到他循循善诱的教导。我似乎看见四化实现之日，百花争艳之时，他在丛中笑的情景!

原载上海《文汇报》，197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