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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圣诗中国化”的途径——编辑《赞美诗(新编)》及其《补充本》的历程与感悟
2020-12-28 收藏 作者:曹圣洁 来源:《金陵神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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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为各地联合礼拜恢复崇拜的需要,主持出版了《赞美诗(新编)》,截至目前,共发行1500万册以上。笔者为编辑部主要负责人。本文从“圣诗中国化”的原则和目标梳理历史,侧重回顾《赞美诗(新编)》及其《补充本》的编辑过程,对中国基督徒创作圣诗的要求、民族曲调的取舍、中国赞美诗集的编辑方针,以及中国赞美诗的使用效果进行了评述, 并据此对“圣诗中国化”的前进路向提出参考性意见。


[ 关键词 ]《赞美诗(新编)》中国赞美诗创作

“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这句话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它不仅是由于人人听见基督教礼拜活动时有歌声,对基督教而言,它还有神学理论根据:人的声音是上帝造人的一部分,人可以说话,也可以发声表达情绪,发出对上帝的赞美;它有《圣经》记载:从《旧约》中古老的摩西、哈拿的颂歌、《诗篇》等智慧书的诗歌体裁,到《新约》中耶稣与门徒一起唱诗,保罗对教会以“诗章、颂词、灵歌”歌颂上帝的劝勉等;它有教会历史的传承:从最早的《三一颂》到安布罗斯、格列高利平咏(有译“素歌”)、特别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带来的成果,使广大信徒都能诵唱本国语言的圣诗,自此,圣诗的创作遍满全球。基督教音乐包含多种形式,如大型合唱曲等,但其中最基本、最普及的部分还是圣诗,或称赞美诗,它具有与其他诗歌不同的神圣性与广泛影响。


1981年,基督教全国两会设圣诗工作小组,后改称《赞美诗(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编辑部,共4人,除我以外有史奇珪、林声本和洪侣明 。我以中国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基协”)副总干事的身份担任负责人。


当时,各地教会正陆续恢复崇拜,在崇拜中《圣经》和赞美诗集是不可缺少的,可是这些资料都在“文革”中失散殆尽。我充分理解重组这方面工作的迫切性,《圣经》可以按旧版重印,可是过去各宗派使用的赞美诗集并不相同,现在实行联合礼拜,不可能以某一种赞美诗集为通用的范本,编辑新的赞美诗集迫在眉睫。工作开始时,我对于要编成一本怎样的赞美诗,并不那么明确,一度简单地认为,只要把信徒熟悉的、喜爱的诗歌汇集一下就成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长丁光训主教和主持此事的基协总干事郑建业主教高瞻远瞩,制定了“互相尊重、兼收并蓄”和“圣诗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使我们认定了目标。这两条原则反映了中国教会的处境与前进方向。


从“互相尊重”来说,我们按三自原则建设教会,已经进入宗派后时期,但对于原来各宗派的特点以及他们习惯使用的圣诗,并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以彼此尊重的精神,汲取其中的精华。本文不是讨论这个方面,论述从略。


关于“圣诗中国化”,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有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资源,外国的基督徒能用他们的文化形式表达对上帝的感情,我们当然也可以结合我们的文化这样做,何况前人已经留下一些作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更该继续努力。编辑部成员在这一点上无人有异议,都乐于付诸实践。《新编》简谱本于1983年出版,序言是郑主教亲自写的,他把“圣诗中国化”列为一大段落的标题, 今天读来,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远见。


鉴于《新编》出版时,有些圣诗未曾列入,而中国教会的需要仍在增长,2003年基督教全国两会决定出版《新编》的《补充本》,仍由我和史奇珪、洪侣明担任主要编辑,其他人员有罗黎光、盛茵、顾云涛、林德桦等。在“圣诗中国化”方面,我们仍循既定的原则进行。2009年,《补充本》出版。


一、“中国化”圣诗的内涵

1.“圣诗”具有必须遵守的共性


对于圣诗(hymn)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这样描述:“希腊文hymnos原意为赞美的歌,是指基督教崇拜时会众所唱的歌,其歌词特点是有韵律的、分节的,不是照抄圣经字句的。”这是侧重其表现形式而言。


在教会内部,奥古斯丁在他对《诗篇》第148篇的注释中曾经说:“你愿否知道什么是圣诗吗?圣诗就是向神唱出的赞美。如果你向神赞美而不歌唱,那么你的赞美就不是圣诗;如果你对着神歌唱而没有赞美的心,那还不是圣诗;如果你用歌唱来赞美,但对象不是神,你所唱的赞美诗也不是圣诗。”这里强调的是对神出自内心的歌颂。


我体会圣诗有下列特点:


1)它是以神为对象的赞美诗歌,以诗词结合音乐的形式唱出信徒内心对神的称颂、感谢、信靠、依从和祈求等宗教感情。


2)圣诗的歌词是诗句,不是照抄《圣经》,但是必须符合《圣经》整体的内容和基本教义,反映正确的神学思想。它实际上起着神学教科书的作用。


3)圣诗的曲调应该与歌词密切配合,产生虔诚、庄重、平和的效果,避免焦躁、狂乱等情绪的流露。


4)圣诗是为信徒准备的,主要用于集体崇拜,也可用于个人灵修, 前者与崇拜礼仪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好的圣诗必须能引起信徒内心的共鸣。


5)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的创作,都与创作者的文化处境分不开, 因此它不是清一色的,全世界各教会的圣诗有多元文化的印痕。


2.“中国化”是中国基督徒需要考虑的特殊性


“中国化”圣诗首先要符合上述“圣诗”共性的要求,特别在第5点上予以发挥。我在编辑《新编》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下列认识:


1)它是指中国基督徒的创作,包括歌词或曲调。在《新编》中,也包括海外华人基督徒符合编辑要求的创作。


2)歌词除了具有丰富的灵性感受以外,须是根据中国语文规范写出的作品。


历史上的作品包括古文、文言文写的律诗、填词等。


白话文的作品有押韵的,也有自由体的,但应该符合诗词体例的基本要求。


3)曲调除了符合音乐行进规律,最好能结合中国元素,体现中国风格。


使用五声音阶是办法之一,但并不限于此。


民歌改编可行,但要慎重。


和声的编写以适合教会使用为宜。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说明“圣诗中国化”的必然性

1.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根据可以查考的历史记载,中文赞美诗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景教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新编》第385首)。景教是基督教聂思脱利派的译名,于唐代由叙利亚教士沿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流传于约公元635—845年,其经典翻译多采用佛教词汇,唐武宗灭佛时同遭消灭。这首诗歌似乎是一首古老的《荣归主颂》的译文,“三威”即三位一体, “蒙度”即蒙救赎之义。原曲调不可考,1936年出版的《普天颂赞》收入该诗,由当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副修的学生梁季芳谱曲。《新编》为保存历史,将此诗列为“中国古赞美诗”。


《新编》收入的另一首古赞美诗是《仰止歌》(第386首),作者是清初的诗人、画家吴历,字渔山(1631—1718),皈依天主教后当了神父,著有《墨井诗抄》,这是其中的一首。歌词涵括上帝创造天地,耶稣十架救赎,以“高山仰止”来形容信徒对耶稣的仰慕、追随之心。裘昌年以仄起吟诗调为它谱了曲,唱时有吟诵诗词的韵味。


清朝康熙皇帝因服西药治愈了疟疾,与向他提出建议的钦天监官员、天主教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结下了友谊,一度对基督教有好感。据说他写了一首七律诗赠南怀仁:“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动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这是一首纪念耶稣被钉十架的诗,从耶稣被差役押送鞭打,彼得三次不认主,两个强盗被钉在两旁,直到在十字架上说出七言,都淋漓描述。1977年在香港出版的《普天颂赞》修订版选用了这首诗,题为《康熙十架歌》(第170首),黄永熙还为它谱了曲。《新编》编辑时,我看到了这首诗, 但因未找到其确切的出处,没有选用。


以上三首诗能保存至今,说明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就有以中华文化为载体来赞美神的诗歌出现。


2.早期中国基督徒写通俗诗歌


近代基督教从西方传入,外国传教士为传教的需要,把西方的圣诗翻译成中文。马礼逊继翻译《新约圣经》之后,于1818年出版了包含30首圣诗的《养心神诗》,这是新教入华之后第一本圣诗集。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宗派陆续进入中国,设立教会,出版各自编辑的圣诗集,歌词有的用地方方言,如福州1861年的《榕腔圣诗》和随后的《潮腔圣诗》《厦腔圣诗》等;也有用罗马拼音字母的,在宁波等地都使用过。这些圣诗大部分是翻译西方圣诗,但由于传教士对中文掌握有限,而中国助手又不懂英文和西方乐理,翻译的水平很差。


拗口的西方曲调对于中国信徒是很难学的,有的中国传道人为便于传道,开始自己写赞美诗。比较有名的如山西的席胜魔(1835—1896)编了《席胜魔诗歌》,其中《聚会缘故》(第53首)流传较广,第一节的歌词是:“我们这一次的聚会有个缘故,是圣灵引导教会往前进步。或男女阿,或老幼阿,都当虔诚礼拜主,要领受主的吩咐。主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吾,是醉酒麽,是吸烟麽,是骄傲结仇麽,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吾,去享那天堂永福。”此类诗歌大多文字直白,采用现成的民间曲调歌唱,有的后来被收录于内地会出版的《颂主圣歌》。我看到过的此类歌词,除了将圣经道理编成通俗的勉词以外,有两点印象较深:


1)多为布道诗,极端排斥其它宗教。如有一首歌词是“人人心里要求福,欢喜天堂怕地狱,走尽天边忙碌碌,究竟未曾得好处。有人念经求泥塑,有人烧香拜刻术,许多异端枉劳苦,不能教他得真福……”另一首:“中华三教古早传,释道歪斜服鬼权,儒教圣贤说伦常,不如天律十诫全……”


2)注重现世生活,宣传改陋习。如席胜魔写的《十不好》《十最好》(该诗集第 77、78首)就是刻画吸鸦片之害,劝人信主,戒鸦片最好。我见过另一首《扔女孩歌》,歌词是:“可叹世人常常扔女孩,父母甘心把她害,呱呱放匡里,活活丢郊外,这种毒心快快要改。”犹如劝世格言。


这类圣诗开创者的传福音苦心值得纪念,要求广大信徒提高道德生活的努力也很可取,但刻意与其他宗教对立的歌词是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不宜继承。


外国传教士对于赞美诗使用中国曲调的现象反应不一。有的鄙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乐法不及西国的全,也不及西国的精”,甚至说:“中国所行的腔调大概都属玩戏一类,用它唱圣诗敬拜神是不合适的。”但是深入内地的传教士深知老百姓不容易唱西方曲调,为传教方便,接受中国创作。也有传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欣赏中国曲调,进行收集,试图把它与西方音乐对接起来。


3.民国时期《普天颂赞》的出版是民族圣诗最重要的成就


进入20世纪以后,各宗派出版的各种圣诗集很多,内容不断扩展。随着“教会自立”思潮影响的扩大,中国人自己写圣诗、编圣诗、出版圣诗集的行动势不可挡。如1908年谢洪赉主编《青年诗歌》,1923年王载主编《复兴布道诗》,贾玉铭于1928年在华北神学院写《灵交诗歌》,1938年后在重庆出版《得胜诗歌》、《灵交得胜诗歌》,于1943年汇集成《圣徒心声》,歌词绝大多数是他自己写的,但曲调皆借用已有的赞美诗。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抬头,提倡打破外来的宗派樊篱,也包括在教会音乐、艺术方面鼓励融合中国文化的创作。先是中华圣公会编成了在本宗派内不分差会背景通用的《颂主诗集》试用本,编辑期间还曾发起征求中国圣诗创作的比赛。当圣公会了解到其它宗派也有意打破各自出版圣诗集的纷乱局面时,便发出合作编圣诗集的邀请。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华北公理会、中华浸礼协会六大宗派于1931年决定成立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辑一本全国通用的圣诗集,于1936年出版,名为《普天颂赞》(以下简称《普颂》)。这本诗集被称为“一部民族圣诗”,因为这样的合一精神“有意识地突出中国教会的身份”。朱维之称赞基督教在“五四”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普颂》的完成,可以与“五四”前《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本的译成嫓美。


《普颂》的编辑过程很严谨,委员会下设文字、音乐等支委员会各司其事,规定全集圣诗的总量(出版时512首),制定翻译圣诗原则,并明确中国原创圣诗要占1/10(出版时62首,占12%)。刘廷芳是编辑委员会主席,兼文字支委员会主席,杨荫浏任编辑委员会总干事。


刘廷芳当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主任。他特别重视圣诗翻译的高标准,并在他创办的《紫晶》及主编的《真理与生命》刊物中,设专栏讨论《普颂》的编辑工作。《普颂》中他翻译诗歌164首,创作6首,约占全诗集的1/3。


杨荫浏在编辑《普颂》以前,已经为圣公会编辑《颂主诗集》, 成为《普颂》的蓝本。在《普颂》内,由他创作或改编的圣诗达15首。


《普颂》选用的圣诗创作以赵紫宸的最多。赵紫宸当时是燕京大学和所属宗教学院教授,在1931年出版过两本圣诗集:即《团契圣歌集》和《民众圣歌集》,前者是他翻译的圣诗,为燕京大学内团契之用,后者完全是他为普通信徒,包括农村信徒写的圣诗,文字浅显易懂。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美国传教士范天祥(Bliss Wyant,1895—1975)对中国音乐情有独钟,收集了许多中国传统及民间曲调, 赵紫宸便进行配词。范天祥在以中国曲调进行圣诗创作方面,贡献突出,《普颂》内采用 8 首。


改革开放后我们编辑的《新编》是为联合礼拜之用,又承袭“中国化”的传统,《普颂》自然是我们主要选用的诗集。《新编》内102 首创作诗歌中,56首是旧有的,其中选自《普颂》的27首,约占1/2,《补充本》又加上4首,共31首。所选赵紫宸的作品共12首,即《新编》第30、31、43、59、101、130、138、148、184、202、204首,《补充本》第133首。


《新编》编辑部成立时,请沈子高、杨荫浏、马革顺当圣诗委员会的顾问。沈子高是《普颂》文字委员会成员,他在去世前曾以歪扭的字迹亲笔写下一份目录交给我们,列出他认为《新编》应该包括《普颂》的哪些诗歌。1982年,圣诗委员会委员蔡文浩曾经陪我去北京拜访杨荫浏,当时他已年迈体弱,仍谈了自己如何归信基督以及在《普颂》编辑过程中,把收集来的圣诗使用情况分成必要、次要、可要三类,以决定取舍的经过,他还强调歌词必须注意平仄声的区别, 虚字不能落在音乐的重拍上等,使我大得裨益。


联合礼拜的信徒不只是属于原来六宗派的,而且在神学倾向上也有差别,因此《新编》须同时选用其它诗集中的旧有创作,比较集中的是贾玉铭的作品,在《新编》中共5首,即第55、58、64、129、152首。从基督徒聚会处所编的《诗歌》内选上一首,即第251首。


三、《新编》及其《补充本》对创作歌词的选用

1. 圣经依据是根本


赞美诗中有不少是用诗歌的形式再现《圣经》的教导,如《播种比喻歌》(《新编》第 202 首,据太13:1—23)、《邻舍就在身旁歌》(第358 首,据路 10:25—37)和《活出基督歌》(第365首,据腓1:20)等。《活出基督歌》原来首句是“你的生命藉我表扬”,根据现代汉语的含义改成“藉我表彰”。《十架七言》(《补充本》第74首)原来是一首翻译圣诗,经顾云涛根据中文经文重写歌词,于末一行联系信徒的默念回应,成为有特点的创作。


在歌词必须符合《圣经》记载方面,我曾听到两个批评:一是《欢乐佳音歌》(《新编》第83首)内有“欢乐圣诞佳音— 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有人引《马太福音》2章3节说明耶稣降生时,耶路撒冷的人是“不安”,而不是“欢呼”。我理解作者是把耶稣末次进耶路撒冷的情景(太21:1—9)与耶稣的降生连接了起来。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他的降生是值得欢呼的。二是《擘开生命饼歌》(《新编》第165首)第一节第二行:“如主当初掰饼,加利利滨。”有人指出,耶稣设立圣餐时擘饼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加利利。我理解作者此处的“擘饼”是指耶稣在加利利行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时的动作(太14:19),不是指设立圣餐时的擘饼。此诗的第二节指耶稣舍身,而且这首诗经常用于圣餐礼拜,故产生此误解,但耶稣擘饼象征他赐生命的粮给我们,这个含义并没有错。作为诗词,有时会有超越时空的联想,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精意。


2.神学导向是重要原则


基督教的信仰根据是《圣经》,但具体的阐释是通过神学。我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开展以来,一贯重视发展正统的,同时适合处境的神学思想来引导信徒。赞美诗的选用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从《新编》及其《补充本》的分类目录内可以看出,此诗集以歌颂三一神为中心,包括圣父的创造,圣子道成肉身(《补充本》加了“耶稣行迹”栏,即耶稣生平中的重要事件,如第66首《山上荣光相辉映》是关于耶稣登山变像的事)、圣灵的感化与引领。创作圣诗申明三一信仰的有《颂主恩光歌》(《新编》第9首)、《荣归三一神》(补充本第12首)等。圣诗中写圣灵功能的比较少,汪维藩创作的《圣灵运行歌》(《新编》第62首)很有深度。此诗的和声由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邱钰源编配,他常用“钟国仁”笔名,但在《新编》中没有署名。


从处境神学来看,比较突出的是《基督永长久歌》(《新编》第45首),它是沈以藩在“文革”以后写的。尽管世事多变,教会遭难, 但是创始成终的神并没有改变,“父神作事到如今,子也作事从未休”(参约5:17),这是基督论的亮点,洪侣明配的曲调更突出了这个高亢的主题。汪维藩写的《与主同去歌》(《新编》第248首)基于《雅歌》的爱情对白。前半首写于1957年,“文革”后续成的副歌,更畅述对主从思念到歌颂之情。林声本配的曲调也深情动人。《今到主殿歌》(《新编》第134首)的作者是杭州一位历尽艰难的张灵光牧师,在教堂重新开放时,情不自禁地写下的诗,后经编辑部将他的另一首创作合并成为副歌,更唱出了无限赞美的心声。


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论也在发展。如果说《中华教会自立歌》(《新编》第128首)反映的是 20 世纪中国基督徒对教会独立、合一的深切盼望,那么《教会三自歌》(《新编》第124首)和《我爱中国教会歌》(《新编》第127首)则描绘了当今教会的新气象和信徒欢快的感情, 后者几乎已经成为各地教会团体纪念三自运动时必唱之歌。蔡文浩写的两首诗《效法诸圣歌》(《新编》第331首)和《教会我所爱歌》(《新编》第125首)说明了教会的历史传承,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教会的热爱、走三自道路的肯定和完全合一的企盼:“教会我所依,教会我所爱,自治、自养又自传,合一道路圣灵带。”文字概括,却含意丰富。另一位委员唐守临作为原来“小群”的同工,在《聚会归主名下歌》(《新编》第136首)写出“不分此宗彼派,主里合为一”,支持联合礼拜,难能可贵。


中国教会非常重视信徒信仰和生活的一致,要有荣耀神的见证,对社会多做贡献,在创作诗歌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佳作,《荣神益人歌》(《新编》第350首)是突出的一首。词作者沈明燧古文根底深厚。他以“唯求凡事荣神名”作为此诗的主题,落实于“作光作盐永铭心,事主终生”,明确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目的。特别是他在副歌中强调“即使人前获誉,也是我主裁成”,不应该有个人贪功之想。在原稿确认时,我曾问沈牧师,副歌中是“栽成”还是“裁成”?他说是“裁成”, 意思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靠主如制衣师之细致剪裁而成,这个思想充满灵意。陈泽民对这首诗很感动,主动提出为它谱曲。


当和谐神学推广时,《补充本》内收录了谢炳国写的《和睦的人有福了》(第186首)以及杨荫浏过去写词的《基督化家庭》(第126首)、《赐福双亲》(第129首)等诗,都把基督徒的生活落实在社会上、在家庭中,体现和谐的见证。


3.丰富的灵性经验


写赞美诗必须出自切实的灵性感受,中国基督徒在自己的处境中有独特的体验。


贾玉铭在《主恩日新歌》(新编152首)结合《圣经》“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耶哀3:23)与中国成语“苟日新,又日新”写下的歌词,共用了19 个“新”字,包括新生命、新长进、新思想、新经验、新灵感、新贡献等等,非常形象化。《新编》编辑委员会委员、曾经协助大量编辑工作的杨旅复后来为这首诗配的曲调,使它更有不断上升的意境。《礼拜喜乐歌》(《新编》第137首)与《与主心交歌》(《新编》第199首)则再现了20世纪中国基督徒在集体崇拜与个人灵修中的情景。


唐守临写的《每想到你歌》(《新编》第251首)刻画信徒对主的爱慕之情。原来第一节第三句歌词是“深愿我能早日被提”,考虑到信徒中对“被提”的不同理解,尽管作者本人信仰依旧,仍同意改为“早日见你”,含义更清晰。


汪维藩的灵修心得来自直观式的感悟,《主爱深沉》(《补充本》第160首)用比拟的方式予以描绘。他以“蓝天”“沧海”“细水”“川流”来表达对主的依偎,直到自己愿意成为人间的“春水”与“秋雨”。


《补充本》选用的创作诗歌中有7首属“念主恩爱”栏,都反映信徒对主恩主爱的感受。《求主改变我自己》(第154首)较有特点, 从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往往求神改变他人,到求神改变自己,这是灵性上的顿悟。创作中被选用于“虔诚奉献”栏的也有6首,主要反映教牧同工在侍奉道路上的心声,有艰难时的叹息,更有重新坚定奉献的立志。


4.文字体裁与美感


中国圣诗体裁中有文言文、白话文,也有通俗体。文言古诗讲究格律和平仄音韵,白话新诗比较自由,赵紫宸的作品有各种体裁。他写的《清晨歌》(《新编》第148首) 最脍炙人口:“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形容清晨美景仿佛一幅中国山水画,又与圣经经文(据诗19:5)结合得天衣无缝,燕京大学音乐系学生胡德爱配上的曲调也非常清新,反映了中国信徒最朴素的生活情趣和灵性感受,在《新编》出版以前已经被外国教会的赞美诗集翻译采用。


陈泽民写的《神工妙笔歌》(《新编》第178首)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与神的创造结合起来,又鼓励人间建设,直到进入新天新地之日。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并自己改编古琴调配曲,使它充满幽古又有前瞻之情。


孙彦理用白话写的歌词很有特点。如《生活美好歌》(《新编》第309首)以“鲜花烂漫,雀鸟鸣叫,河山欢乐,神恩奇妙”,使信徒不是抱怨生活,而是充满感恩,此诗的曲调也平顺动人。段毓贞写了《清早敬拜歌》(《新编》第151 首)的词曲,描绘清早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灵修的情景,已深入人心。


通俗诗歌同样可以体现诗歌之美。《欢乐服务歌》(《新编》第369首)是一首经过改编的通俗诗歌。“我们作工虽辛苦,却能荣耀天上父。淡茶饭,粗工服,顶风冒雨精神足。身健康,心安舒,作光作盐勤服务。”几笔就把一个基督徒劳动者的形象刻画出来,而且诗句  压韵,曲调也上口。《补充本》中,《我是一颗露珠》(第196首)作者以露珠、幼树、小星的比拟手法,把自己献身于主的心情表现出来。


《新编》征集的新创作以白话文为主,为适应信徒的习惯,大多仍采用西方圣诗的韵律,即根据每行音节数的不同定下音律,分节,有的还有在每节后都重复唱的副歌。歌词不再考虑平仄,但句末仍尽量押韵,一般是第一二、三四句末字押韵,或一、二、四局末字押韵, 但也有完全不押韵的。我觉得歌词适当押韵,并使虚词不落在音乐的重拍上,是很有利于唱诵的。


歌词创作中也有不按西方韵律的,像《慈父上帝歌》(《新编》第16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现代新诗中自由体例比较普遍,香港杨伯伦的作品《奇妙的爱》(《补充本》第163首)的副歌,四句中第三句字数特别多,效果也很好。《补充本》编辑后,马革顺曾经指出,内地的新创作形式还太保守,其实不必都遵循西方格律,可以有所突破。


四、《新编》及其《补充本》对创作曲调的选择


音乐本身并无圣俗之分。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配上基督教的歌词,这种做法存在已久,像马丁?路德提倡众赞歌时,就使用世俗性的民间曲调。曾任圣诗委员会委员、圣诗曲作者王雪辛把中国赞美诗曲调的民族化分成三个阶段:一、按旧有的曲调填词;二、利用旧有曲调的某些内容进行改编,但仍保持原来的韵味;三、在热爱和熟悉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取它的精髓,化为自己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新编》吸收了这三种圣诗。


1. 传统曲调填词


杨荫浏为古琴调《阳关三叠》重新填词而成的《三叠离歌》(《新编》第195首)非常成功。此诗保留了朋友依依惜别之情,但把“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天涯团契心心印”,更体现基督徒在主内的相互关心。《真美歌》(《新编》第13首)是他为古琴曲《极乐吟》的填词,刻画信仰与真善美的内在联系。陈泽民以古琴调《梅花三弄》和《释淡章》改编的《诗篇》100篇、103篇(《新编》第380、381首),也广为传唱。


范天祥与赵紫宸合作的成果,如《我有主耶稣歌》(《新编》第101首)的曲调是船夫拉纤的号子,《恭敬赞美歌》(《新编》第138首)是佛教的诵经调,《收成谢恩歌》(《新编》第184首)是祭孔大典的音乐。这些在《新编》内都注为“中国传统曲调”。


2. 民歌改编


为了便于信徒学唱,将群众熟悉的民间曲调改编成圣诗,也是一种办法。《新编》内使用民歌改编的曲调不多,旧有的创作诗歌中有《耶稣美名歌》(第51首),使用《茉莉花》的曲调,1911年出版的《颂主圣诗》已经选用此诗,原词是外国传教士富善(C. Goodrich,1836—1925)所作。《天恩歌》(第 30首)是赵紫宸根据当时民间非常流行的《锄头歌》填的词。这两首完全根据原来的曲调,未作改动。


新的创作中《活出基督歌》(《新编》第365首)是根据已有的歌词配上曲调。作者裴慧真是在贵州的音乐工作者,她用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曲调,很符合歌词中耶稣基督美丽的形像。原曲为羽调式,第三句转入宫调式,加了一个高音5,像山区里的回音,达到高潮, 以后又回到原调式,非常优美。《补充本》内《同心建教会》(第91首) 的词曲是一度担任圣诗委员会主任的罗黎光牧师为他所属江西新余渝水堂建新堂而写。这个曲调的原型是渝水区下村镇一个叫《打春锣》的民歌调,改编时提高了4度,旋律改动较大,但保留了原来的基本节奏,仍有民歌风味。以上两首都有地方色彩。


我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他们自己的民歌,特点明显。基督教在苗、傈僳、朝鲜等族中有较多信徒,但他们现在所唱的赞美诗还是传教士带给他们的外国圣诗的译作。记得有一年苗族基督徒的唱诗班访问上海,马革顺与他们见了面,他称赞他们能够唱出圣诗的和声,同时也请他们唱一首民歌,竟无人能唱,这也反映了过去传教路线中忽视中国文化的状况,更不用说鼓励结合民歌特点进行创作。《新编》及《补充本》中有3首由少数民族传道人写的圣诗,即《新编》第34 首《称颂崇拜歌》,第115首《耶稣升天歌》(曲调),《补充本》第185首《边疆信徒赞美神》。这个领域尚有待开拓。


圣诗利用民歌曲调进行改编,确有使信众感到亲切、容易学唱的好处,但我认为需要谨慎,特别注意到:


1) 固有的民歌,特别是群众已经熟悉的民歌,都有特定的内容, 虽换了歌词,仍容易对原有的内容有所联想,产生不好的效果。


2) 需审视原来的歌词是否有不健康的倾向。


3) 需衡量其情调是否符合圣诗歌词的内容。


3.创作曲调中的中国元素体现


在所有音程中,五度是最重要的,二胡等乐器都以五度定弦。五音在中国称为宫、商、角、徵、羽,即简谱中的12356,俗称五声音阶,与西方七声音阶相比,少了半音程4与7音。这五个音中以哪个音为主进行的创作,就称为哪个调式,如以 1 为主音的就称为宫调式,相当于西方的大调。中国人唱五音比较自然。


以五声音阶为调式来创作圣诗,一般有明显的中国风味,如《颂主声音歌》(《新编》第135首)、《早起赞美歌》(《新编》第150首)都是。在旧有创作中,杨荫浏创作的《心泉歌》(《新编》第179首)至今广为传唱。新创作中《慈父上帝歌》(《新编》第16首)非常有特点。曲作者采用民间曲调的元素为他父亲写的歌词配曲。歌词真情,曲调动听,一听就知道来自中国民间,而且与歌词紧密结合,尤其是结尾步步上升,真有赞美歌声从地上达到天庭之感。此诗的曲调曾经被改编成对位式的歌谱,供唱诗班使用。


中国曲调注重旋律流畅优美,起承转合,史奇珪作曲的《圣夜静歌》(《新编》第79首)是个典型。因这首歌的歌词与《平安夜》的音律相同,所配的曲调也符合原歌的气氛,被誉为“中国的平安夜歌”。


新创作的圣诗曲调中,有的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作品,为了丰富音调,不排除4或7音的使用,但不是放在重拍上,不影响中国色彩。如史奇珪、林声本合作的《我信主耶稣歌》(《新编》第103首),曲调沉稳,充满虔诚心情。一般创作都是先有歌词,寻求配曲,这首却是先有曲调,后有歌词,主要表达了信仰的坚定性,被《普颂》香港2006年新版所采用。


《新编》录用的创作曲调并不限于使用五声音阶的。像流传很广的《我爱中国教会歌》就不完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城镇教会信徒唱它时,常常自动把第一句和副歌第一句中的7音唱成1的高音, 把后面的4音唱成5。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吸纳中国音乐特点,结合赞美诗的内容进行的创作,既有中国风味,又易于被中国信徒所接受的赞美诗歌。


中国韵味的曲调如何配和声,是一个待探索的问题。《新编》中不少注明“齐唱”,伴奏用的仍是西方和声,似乎比较接近圣诗的传统。


4.唱《诗篇》和经文短歌


严格地说,把圣经经文字句直接诵唱,并不属于圣诗的范围,但这个做法在我国教会中很普遍。在我国北方和内地农村中,很早便有以民间曲调唱《诗篇》的习惯,有的地方曾经出版这类诗歌集。《新编》采用的《诗篇23篇》、《诗篇121篇》、《诗篇133篇》、《诗篇150篇》(第379、382、383、384 首)就是这类诗歌。它们是苏佐扬在华北神学院读书时听同学唱后,记谱而成。其特点是文字跟曲调走,圣经文字不变,句子长短不一,只求能嵌入曲调唱出来,在信徒群众中很易推广。


我国信徒过去多在农村,即使在城市中的,总的文化水平也是中等,难于理解艰深的歌词,而对于简易的短歌容易传唱。《新编》后面附有的短歌,有的是民间曲调的填词,如短歌第1、26首;有的选自苏佐扬的《天人短歌》,如第16、21、24、25首;也有新创作的曲调,如第30、31、32、37 首等。


中国基督徒热爱《圣经》,短歌中最流行的是经文短歌,即以经文(或予以少量改动)作为歌词,进行曲调创作。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信徒既唱赞美歌,又易于背诵经文,成为“中国化”中一个特有的形式。《新编》出版后,圣诗委员会为满足基层教会的需要,于1995年出版了《赞美短歌(新编)》,共640首,前面的300首都是经文短歌,其中90% 是具名的创作,比较受欢迎。马革顺于 1950年出版过《杖杆短歌集》,是他为配合所属教会牧师讲道所用的经文进行的曲调创作,也属经文短歌。


五、圣诗集的编辑和使用


1.  编辑要求


《新编》既以“中国化”为编辑原则,其落实曾反映在下列方面:


1)中国人的创作占较高比例


《新编》包含旧有的创作46首(以 * 号在歌名上标注),新征集的56首(以**号标注),共102首,约占总数400首的1/4;《补充本》内旧有的创作7首,新征集的54首,共61首,约占总数200首的1/3弱。这样高的比例在过去我国出版的圣诗集中从未有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大量收集创作并尽量提高其质量。《新编》及《补充本》编辑时,都通过《天风》向全国信徒征集创作圣诗投稿。响应是很热烈的,第一次有2256份,第二次2301份,但歌词大多是圣经经文的复述,或简单的口号式表白;曲调大多借用群众熟悉的歌,甚至有用《义勇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选用率较低。编辑部同工为修改歌词、寻找合适的配曲或代配和声做了大量工作,且在发表前都得到原作者的同意。在线谱本上,来稿只有主旋律的注明是“调”作者,同时有和声谱的为“曲”作者。


收集创作实际是一个鼓励创作、凝聚人才的过程。教牧同工对于圣诗有特定的关心,有恩赐者进行创作义不容辞,然而创作人才并不仅限于教牧人员,有灵性追求兼有写作能力的义工、有音乐专业训练的信徒都可以。但因创作的是圣诗,作者本人对信仰的感受还是占主要地位。


编辑《补充本》时所选用的新创作,已经没有以文言文写的歌词, 曲调也有的具有比较近代的、欢快的色彩,如《四季感恩》(第 123 首》就是三拍子的。今后的新创作,肯定在歌词、曲调上都会与时俱进。作为圣诗,如何规范化,是一个待探讨与实践的问题。


2) 翻译作品的选用需根据我国教会的实际需要。我们曾经考虑过以下三点:


一是介绍世界各教会已经广泛使用的珍品。


“中国化”并非意味着我国教会脱离历史的、普世的教会传统, 因此《新编》仍选用大量有历史、地域代表性的、信徒普遍喜爱的圣诗瑰宝。如《创造奇功歌》(《新编》第17首)是海顿的《创造曲》的改编,《快乐崇拜歌》(《新编》第18首)用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曲调。马革顺创作的《受膏者》内的女声独唱曲也改编成《尊主为大歌》(《新编》第329首)并扩写了歌词,使信徒都能诵唱。


《补充本》除了选用《你真伟大》(第14首)、《奇异恩典》(第157首)等广为人知的圣诗外,还选用名曲《十架受难》(Stainer’s Cruci?xion)中的会众唱诗,即《耶稣十架》(第76首)以及黑人民歌《你在场吗?》(第75首)等。海外华人教会使用较多的《因他活着》(第77首)、《我知谁掌管明天》(第180首)等诗,也都很受信徒欢迎。


二是歌词须符合我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走向。


在三自原则指引下的中国教会,一向注重自传和神学思想建设。我们传承基本信仰,但也注意防范片面的、偏激的神学导向。例如《新编》第116—121首共有6首是关于末世论的诗,所传递的信息不是灾害的恐怖描述,而是信徒以随时警醒的心态等候主的再临,迎接美好的新天新地。


信徒灵性生命的长进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新编》“忠心服务” 栏有 18 首诗歌。其中《与主偕行歌》(第351首)、《生活如光歌》(第359首)、《光照小地方歌》(第366首)等深受信徒喜爱。《补充本》中选用的《蒙主呼召服事》(第141首)和《生命路程》(第142首) 重点在于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的不公,并安慰服侍有需要的人群。


基督徒应该爱护神的创造,重视环保,可是我国基督徒过去很少关心这个领域。《补充本》选用了三首诗歌(第135—137首),希望能引起重视。


三是译文除了符合原意,也要顺应我国文字要求,并与曲调配合得当。


《普颂》中有的诗歌译文采用了中国古汉语习惯用词及佛教词汇, 如《圣哉三一歌》(《新编》第1首)中的“神明”“妙身”,引起一些争议,我做了说明。应该看到基督教在翻译《圣经》时也借用了道家的“道”字来阐明“道成肉身”的含义,并不影响《圣经》的真理。对于“顶礼”“求仁”(见《奇妙十架歌》,《新编》第98首)等儒家语言,是传统文化的体现,更不应该视为忌讳。


《补充本》编辑时,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慨允我们免费使用《普颂》新版中的64首诗。《普颂》中的诗歌译文很忠于原文,但由于香港与内地在汉语使用习惯上的差别,《补充本》编辑部在征得对方同意下,在部分歌词的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个别的进行重译。例如《奇妙大爱》(《补充本》第72首)第一、二节首句原译文是“何等奇妙大爱,我的心,我的心”,可能产生大爱出自我心的歧义。英文原文是“What wondrous love is this, O my soul, O my soul”,是“我的心感叹主的大爱何等奇妙”之意,故将“我的心”改为“感我心”。在《补充本》的线谱本上未注明此首歌词经过修改,因修改的量未超过原词的1/4,这个原则在该集的序言中有所说明。


《当转眼仰望耶稣》(《补充本》第176首)原载海外华人教会使用较多的《生命圣诗》,其副歌的末一行是“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好像一切世上的事都没有意义。但其原文是“showstrangely dim”,意思在神的大光之下,世上的事将黯然失色, 算不得什么,因此改为“显得平庸”,似乎更合原意。“平庸”这个词并不理想,但因可与前面一行末尾的“慈容”押韵,还是采用了。


译词与曲调的配合也是一大问题。例如《十架永存歌》(《新编》第93首),每句的节奏都是两个16分音符开头,只有第三句例外。在原谱上它两者均可,因为第一节的英文歌词少一个音节,所以将两个16分音符合并为一个8分音符,第二节就按两个16分音符进行。其实在中文翻译中,我们完全可以不跟它走,可是过去的诗集都那么处理,我们也就照办。现在,每当我听到会众唱到这个地方,会自发地唱成两个16分,以致配词发生混乱,我很感内疚。我在想,如果这一句的译文加一个字,一至四节分别改成“极其羞辱和苦痛记号”“对于我却是真神仁慈”“但我仍然以此架为圣”“甘愿背负主十字宝架”,就能完全规范化,希望将来修订时能予考虑。


3)收录圣诗主要为适应中国教会的需用。


中国教会一向遵从《圣经》教导,为国家领导人祈祷,19世纪外国传教士编辑的赞美诗集中就有《上帝保护中华》的诗,民国时期的诗集也是如此,但那时用的大多是英国《天佑女皇》的曲调,很不合适。《普颂》编辑时,许地山创作了《神佑中华歌》,由杨荫浏按原音律创作了新曲调(即《新编》第176首)。此外《新编》还采用温州戚瀛茂老牧师的旧作《为国求福歌》(第175首)和孙彦理的新作《求主福佑中华歌》(第177首),《补充本》采用了杨伯伦在香港回归以前的创作《主佑中华》(《补充本》第115首)。


《补充本》内《为国祈求》(第114首)是一个英国人20世纪所写, 出版后,有人指出不应该使用当时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的“爱国”作品。我们选用时只感到这首歌词所表达的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有可取之处,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不过现在看来,为我国求福的圣诗,还是以我国基督徒的创作为宜。


世界和平也是中国基督徒的愿望与祈求。《献上和平祷声》(《补充本》第 138首)填补了这个空白。


中华民族素有敬老尊长的美德,中国教会在每年敬老节大都举行敬老礼拜,《敬老尊长歌》(《新编》第189首)几乎成为必唱之歌。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造新的教堂很多,于是为献堂的创作涌现,如《献堂感恩歌》(《新编》第174首)、《感谢我主新堂落成》(《补充本》第109首)都是。新的神学院毕业生陆续走上教会工作岗位,在按牧典礼上《学做好牧人歌》(《新编》第170首)的诵唱影响深远。


从信徒生活来说,经济条件改善了,盖新屋或迁居的增多,他们往往在新居举行感恩祈祷,《新屋落成感恩歌》(《新编》第196首)、《安宅歌》(《补充本》第131首)便为满足这种需求。


《新编》编辑时因赶时间,《补充本》编辑时又限于人员的精力和条件,没有完全按照编辑圣诗集的国际惯例,制定词曲作者、词译者、调名和乐律的索引,是个缺点。但《新编》加上了简谱首句索引, 当时在内地还比较少见。先是香港的《普颂》1977年修订版有这种索引,我们学习后也使用了,对于熟悉简谱曲调的中国人,这种检索方法很有帮助。


《新编》所选用的翻译圣诗大多为20世纪的作品,为适应信徒的熟悉度,福音诗歌占的比例较大,当时也没有版权意识。《补充本》选用了一些现代的诗歌,我们很重视与原诗歌的版权拥有者联系,取得使用许可。联系很费周折,为此耽误了出版的时间,个别原来想用的诗歌,因要价太高,只好放弃,不过,我觉得我们必须守法,这样做是必要的。幸好大多数海外教会团体都比较友好,给我们很大支持。


2.圣诗集的使用问题


编赞美诗集为的是供信徒使用。全世界各国基督徒创作的圣诗无数,能够经久流传下来的有限,其条件取决于该诗歌本身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能否被信徒群众喜爱,广为传唱,而信徒的接受程度又有个前提,即先要使用它,熟悉它,这就需要教会有意识地介绍它,推广它。丁光训主教曾经有过一个建议:希望教会每次崇拜时,唱一首中国信徒创作的圣诗,可惜做到的很少。


《新编》出版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发行1500万本以上,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大多数教会都使用它,且在崇拜前教唱。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发行过《新编》的录音带(后转成光盘),由马革顺组织并指挥上海的联合圣歌团献唱,取得很好的示范效果。1994年, 王神荫在他过去出版的《圣诗典考》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赞美诗(新编)史话》,其中关于新创作的部分,是《新编》编辑部向作者征集后由我写出,先在《天风》上发表,以引起信徒对这些圣诗的重视。


担任过圣乐委员会委员的徐牧曾经在长春市五马路教会连年逐首教唱《新编》的诗歌,还在全国26个省市的教堂进行圣乐培训。根据她的经验,信徒对于赞美诗曲调的接受程度很不相同。农村和小城镇的信徒仍和百年以前一样,能很快学会如《慈父上帝歌》那样的中国曲调,而对于有半音的外国曲调(如新编第283首《耶稣我来歌》),一上午只勉强学会一句。她认为60%的信徒是喜欢中国创作圣诗的。


随着各地教会的发展,对圣诗的需要呈多样化。有的地方教会大量引进海外诗歌,或自编圣诗集使用。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没有出版单位的赞美诗集,也在一些基层教会内传唱,其中也有些可取的创作,但与《新编》及其《补充本》内的创作相比,有些歌词所流露的神学认知与感情在以下方面比较突出:


1)把我们周边的社会和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有一首诗使用《 龙的传人》的曲调,把题目改为《有人说,中国的名字叫苦难》,因为“没有向神仰脸”,继而求神要“改变这个时代”。还有一首诗题目叫《同胞哪有灵胞亲》,强调“血统哪有灵统深”,硬把基督徒之间的相爱关系与基督徒和同胞、亲属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


2)强调为传福音要抛弃家庭、不顾性命。有一首诗《不是没有家》,叫家人“别把我牵挂”,认为自己是随“圣灵引导”,“不愁独行主为伴”。这类诗歌中常有“我们要付出血的代价,将福音种子撒遍”等语,甚至宣告要“拼命,敢死”。


3)把天灾说成是世界末日即将来到的征兆。例如一首《末日近了》,歌词是:“饥荒越来越厉害了,地震越来越频繁了,世局越来越险恶,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灾难越来越厉害了。末日已迫近了,爱的启示已显明了。起来抢救灵魂,末日近了。“


这类诗歌的曲调接近民间,因此更容易流传,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担忧。


3.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新编》内由于创作圣诗较多,受到海外教会的关注与好评,有的海外友人如黄献真(Jean Woo)等在编辑阶段就热情地向他们所属的教会介绍中国创作,起了沟通的作用。1998年美国圣公会旧金山教区特别邀请我国基督徒,去向他们的信徒演唱中国赞美诗。


为了使《新编》更好地被外国教会所了解,我们与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国际路德会平信徒联盟合作,于1999年出版了《新编》的中英文双语版。这项工作的难度在于要把创作圣诗翻成英文,不仅要达意,还要照顾到英文的诗韵和与曲调的配合,当时在我们熟识的信徒中,除了沈显瑛以外,无人能够胜任,幸赖翻译顾问黄永熙博士牵头,找了几位过去的外国传教士鼎力相助,才完成这个大业。听说过不多久,有的译者就归天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教会或出版社来联系版权,要求翻译、翻印、转载、改编,或在重要场合诵唱我们的创作的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新编》中有12首,约占56首新创作中的1/5强。被选用的有《基督永长久歌》《早起赞美歌》《圣夜静歌》《慈父上帝歌》《与主同去歌》《生辰感恩歌》《神工妙笔歌》《圣灵运行歌》《邻舍就在身旁歌》《荣神益人歌》《求主开启歌》《欢乐颂扬歌》等。


要求给予版权的教会或出版社分属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最早选用的是亚洲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编辑的《竹声》(SoundtheBamboo,CCAHymnal),90年代立足新加坡的《华夏圣诗》也曾较多选用。美国长老会、美国卫理公会出版的诗集内都有我国的创作。1987年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主日选用了《慈父上帝歌》,1989年举行的洛桑世界传福音大会选用了《基督永长久歌》,1995年世界传道会举行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时,选用了《与主同去歌》。《补充本》内的《献上和平祷声》经编委会委员邱维真的介绍,受到德国教会关注。这些都说明,中国化的圣诗也受到世界各国基督徒的欢迎。


当国家改革开放带来中国教会复苏并发展之际,《新编》的问世满足了急需,在推进圣诗中国化方面,只能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成就毕竟是有限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以新创作与老一辈的创作相比,在歌词、曲调的质量上都有差距。有音乐界人士评论说:“从现有的中国人的作品来看,其旋律还欠优美,其艺术性与大多数的西方赞美诗相比差距甚远。”


《新编》出版以后,基督教全国两会对于基层教会的需要估计不足,所属圣诗委员会(一度改名为圣乐委员会)没有继续推进创作。曾经有人建议,应该派人到内地及边疆教会采风,了解教会已经接受的中国化圣诗,并熟悉民间音乐,从中汲取营养,以利创作。此事没有做到,是一大遗憾。


《新编》内的诗歌高雅的居多,文字浅显通俗的数量不足。《补充本》编辑前,没有进行《新编》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及时补其短板;出版后又未曾有计划地进行推广,以致在全国教会内使用率很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如此众多的基督徒经常在唱怎样的赞美诗,是一个重要问题。它既要能够满足崇拜的需要,反映中国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也要能够得到信徒的喜爱,引导他们过健康的教会生活,这件事应该受到全教会的重视。现在有的神学院有了圣乐专科,希望不仅着眼于提高实用水平,也要重视圣诗创作。


我热切期望我国基督教在“中国化”的前进途中,在圣诗的创作和使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协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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