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耀宗处境化神学的方法

　　那么，吴耀宗是如何进行他的处境化的神学理解的？

　　1、科学和理性的基督教：吴耀宗是属于五四一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注重科学与理性。因此，他对基督教的阐释也必然要以科学和理性作为两面镜子。这也与他自己的经验有关。他对基督教的接受实际上也是他理性寻求的结果。1948 年，在“基督教和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中，他提到了他皈依基督教及其以后的个人的宗教经验。他提到，他1917年春在一位美国朋友家里读到“登山宝训”，很受震撼。1918年初夏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紧接着，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1922 年“非基运动”开始，基督徒被批评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基督教被批评为人民的鸦片。面对第一个批评，吴耀宗一点也不受困扰。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支持帝国主义。而且，很显然，许许多多其他的中国基督徒也很难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第二个批评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不得不问这样的问题：基督教是迷信吗？基督教是科学的敌人吗？这些问题促使他一直不断地去探索基督教的意义，探索上帝存在的问题。《没有人看见上帝》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探索。它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在他的早期思想中，这种将基督教科学化、理性化的努力就是清晰可见的。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是一元化、情感化、人格化的宇宙真理，我们因此可以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理解”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旨意。

　　但同时他有认识到，只从可见的现象我们并不能完全认识上帝，因为，上帝除了内在于宇宙之中，也超然于万物之外。他说：单单把上帝看作内在于万物之中的原则或真理，这就是泛神论的上帝观和唯物论的宇宙观。把上帝看作是内在的，同时又是超然的，如同我们对于一个知友，不但看他的外表，也和他发生神交，这才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如此看来，他在科学地、理性地理解基督教的同时，对基督教的超然性仍然予以保留，只是少去论述。

　　2、寻求平衡的神学方法：吴耀宗对基督教的阐释，总是针对教会所存在的某种极端，而试图寻求一种平衡的方法。当然，这种寻求是与他一贯的社会关怀趋向分不开的。1924－1927 年，吴耀宗第一次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他的社会立场已经形成了。1929 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发起了一个“五年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五年内“使信徒的质量与数量能加倍的增进”。就是所谓“倍增与倍深”的目的。当这个运动在1929 年被发起时，吴耀宗对它的目标和工作纲领都提出猛烈的批评。他首先声明他并不是完全反对五年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他也体会到个人悔改的重要和教会人数增加对精神重建可能提供的贡献。但是他却认为将教会的奋兴作为这个运动的目标，同时将重点放在个人得救的工作上，似乎显示了教会的自我中心，同时代表了对基督教和生命关怀的一种误解。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将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往往被分割开了，以至宗教的意义被局限于人类精神生活方面。在吴耀宗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生命是整体的。假如宗教是要使人类的生命得到满足，那么它便一定要同时关注到人类的物质生活。此外，作为基督教中心思想的“爱”，并不单单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也是行动本身。“爱”同时是有“服务”的要求。所以爱的生活方式也就一定要包括改造社会的行动。他说：“基督教运动以往的弱点，在于缺乏人生宗教的观念；不能使宗教关注于生活之全部。惟其如此，故以宗教为目的，以人生为手段，甚焉者则宗教自宗教，生活自生活，即有能言行一致者也多以个人生活为范围，不甚注意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基督教目前最大的需要，在认识宗教的意义，使信仰建筑于理性与生活的基础上求整个社会之革新，使宗教完全在人的生活中表现。惟其如此，故宗教之目的，在于人生，人生为宗教生活之原料，宗教为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基督教的以往，趋重宗教与教会本身，趋重个人修养；基督教的现在应注意生活中对于社会的贡献。这两方面本来是彼此相需，不能各自存立的。著者主张，不是以此代彼，乃是以后者为立场，为根据，为目的，与前者贯通融合，使宗教有它的‘内容’，使教会有它‘存在的所以然’，使个人的修养有所附丽而不至于枯槁。此种看法，并非玄妙的神学理论，实为我国基督教运动应有根本认识。”吴耀宗因此认为，五年运动不应以“奋兴教会”作为目的，而是应该以“上帝国的实现”作为目的。“上帝国”的意思并不是一个脱离这个世界的精神领域，而是一个实现在这个世界中的理想社会，一个能够使人得到自由，得到物质的满足，同时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不会受到社会不平等威胁的社会。当然，吴耀宗并不是说教会的奋兴和个人的得救是不重要的。只是这两者都不应该以本身为目的。相反，两者都应该以“上帝国的实现”为最后的目的。在吴耀宗的早期思想中，他认为教会不仅有灵性的使命，也有社会的使命。教会在社会的任务不应该局限于精神重建方面。在促使上帝的国降临的大原则下，教会的任务应该根据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需要而作出决定。如此看来，吴耀宗的神学思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而是以上帝，特别是上帝的国为中心的。他的神学方法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试图在教会与社会、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人生与人死之间寻求平衡。

　　吴耀宗于1934 年出版他的《社会福音》。从这部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寻求平衡的神学的努力。该书的第一篇是“社会福音”的意义，第二篇就是“社会福音”与“个人福音”的关系。全书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基督教往何处去的问题。他强调“宗教生活的原动力来自个人福音”。个人福音是“生命的萌芽”，这种生命，必须在环境中开花结果，那便是“社会福音”。因此，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互为表里，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应该是一个循环。他之所以提倡社会福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基督教向来的毛病，在于忽视社会，偏重个人。”吴耀宗认为教会和基督徒不是存在于真空中。我们因此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环境和个人是互相影响的，个人福音只是片面的道理。吴耀宗认为他自己是偏重社会福音的。这有纠偏的意味。

　　3、“即知即行”、“正行”：吴耀宗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不同意一些肤浅的理想主义者的说法，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是道德和人格的问题，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提高国人的道德和人格标准，中国的问题便可得到解决。我们认为道德和人格是和社会物质环境分不开的。假如物质环境不改变，人心的改变也不会有持久的影响力。”在吴耀宗的神学思考中，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认为，爱的原则是有两方面的。首先爱是一个行动的原则。我们应该用爱的精神来解决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爱的原则的另一方面就是“服务”。耶稣所觉悟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爱就是等于侍奉和服务。他对侍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侍奉包括社会的改善，使人类的痛苦得以消除，使人的尊严和自由得以保存。因此，侍奉就是要参与社会和改革社会。如此看来，他所认识的基督教，是一个行动的基督教。

　　因此，吴耀宗强调在知的基础上的实行。正是基于这种即知即行的态度，他对当时持守自由主义神学立场的主流教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的教会，只是一些不会积极作恶，也不能积极行善者不痛不痒的一个集团。我们的口号是‘中华归主’，是信徒的增加，是灵性的提高；不要说这些目的不易达到，就是达到，——假如我们传统的观念没有改变，——也无非是添了一阵热闹，与国家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当前问题，丝毫没有补救。”

　　也是因为这种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思想，使吴耀宗看到基督教所提倡的社会改造就是要彻底改造现存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教会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社会服务”，而应开始一个真正的忏悔，不是一个只重情感的忏悔，而是一个表现在具体行动的悔改。教会首先要重新一次去了解到爱的意义和要求，同时也要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怎样才能贯彻“爱”的要求。他说：“在基督的要求里，爱的意思就是要去改善大众的生活环境……爱并不只是在个人的领域中有意义。个人生命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改变，敬虔的思念、方程式的祷告、或是教会的奋兴，都不会导致上帝国的降临。”

　　吴耀宗自30 年代后逐渐接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最能够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环境，所以他提议教会应该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当然要参加革命，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革命的形势，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宗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吴耀宗即知即行的思想，与他自幼对宇宙人生的关注，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宗教经验和宗教理解是分不开的。

　　4、为人生的基督教：对吴耀宗来说，上帝并不是人虚构出来的，乃是根据种种的经验、事实、知识，使人不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但如此，就他个人而言，上帝的信仰使他零碎复杂的生活有系统，使他的生活变为有意义，这便是他的宗教。他在谈到宗教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表明，首先，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这位上帝不是玄虚的，是可以用理性和经验加以证明的；其次，对上帝的信仰能够使人有一个合适的人生观，使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第三，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是单单追求个人的得救，而更是要参与社会的改造，这就是社会福音的意义。这是吴耀宗神学思考及他的社会救赎思想的内在逻辑。吴耀宗之所以会在学术的层面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首先，是因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或可以说是吴耀宗所理解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对生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吴耀宗认为，物质生活虽然不是人类生命最后的所在，但仍然是生命一个基本的部分。物质生活完结了，生命任何其他的目的也会失去意义。换句话说，物质或是经济生活，虽然不是人类经验的全部，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人生态度，在吴耀宗看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同时在圣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次，除了对生命的体认外，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同时到一个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针。“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虽然我们未必能够全部接纳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或手段，它理想中的目标和我们是一样的。”吴耀宗所指的目标就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满足。这个当然不是基督教或是教会最后的目标，但是基督教爱的原则的一方面是要我们服务人群，而这个服务对象的一部分就是人类物质的生活。因此，要完成这个使命，吴耀宗认为教会是不应该单单参与精神重建的工作。而应该积极的去消除妨碍它完成这个使命的一切社会力量。为要促使上帝国的临到，我们便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平等和公义的理想社会。他说：“唯物论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总是以社会物质生活的演变的法则做出发点，而基督教却是以上帝的爱，和这个爱所要求的公义、自由、平等为出发点。……这样看来，要紧的不在乎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而在乎我们对于这出发点所指示的目标底实现的方法，是否正确。”

　　在吴耀宗看来，基督教除了对宇宙有一种平面的体认外，还有一种垂直的看法。除了人能够经过对宇宙的观察而得到上帝临在的旨意外，还认识到上帝超越的旨意，这个超越的旨意，就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它们是要得到保留和成全的。而这只可以透过“爱”的原则才能够做到。所以人便不应该被当作达成一个目的的工具，或是为其他的目的而牺牲，因为人本身或是人格的成全，是最后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说接受了“爱”的原则的人，就不能为争取社会的公义而奋斗。他说：“有些人认为既然耶稣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讯息，我们便不应该提倡社会斗争。这是对耶稣的伦理的误解。耶稣确是代表和平，但是他也代表公义，所以他对当时社会的罪恶是绝对不妥协的。这就是一个社会斗争。同时他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处于死。真正的和平只可以建立在公义之上。”

　　很显然，在吴耀宗看来，基督教并不是只关注彼岸世界，关注人死后的幸福。相反，基督教是一个为人生的宗教。他曾说：“我们相信宗教是人生的宗教，宗教应当在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里表现出来。我们相信人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有了宗教，便更加丰富，更加合理。我们相信宗教——宗教的实质——如同空气一样……是人不可须臾离的。有了宗教名义的人，未必有宗教的实质。相反，有了宗教实质的人，未必有宗教的名义。”

　　5、自下而上的神学方法：可以说，吴耀宗神学思考的目的，是要在一个大时代的社会中为基督教的存在提供护教的基础。他在当时饱受批评的基督教和动荡的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找到了关联点，那就是基督教在社会重建中所应有的贡献。这个关联点又是与他有关上帝国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此，吴耀宗的神学方法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简单的本色化的方法，或翻译的模式，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中，为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加以辩护。他认为，“上帝为这个宇宙和人类订下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所有的人都应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发展……这个理想的环境便是上帝的旨意。”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要去认识它，同时发动足够的力量来跟随它，或是和它合作。他说：“所谓祈祷就是把我们的心灵向着这个无穷无尽的真理打开，让它把我们潜移默化，使我们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囚笼中，从狭小的眼光解放出来，去吸引它的真善美，以它为中心，与它合而为一，使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为真理所变化了，洗净了，锻炼过的新人格。”

　　吴耀宗认为，上帝的计划是要万物能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发展。在人的层面来说，爱就是那个理想的环境。我们的经验多多少少已使我们看到，爱是最能够维系人类社会的一股力量。所以“爱”就是上帝对人的旨意，而在人的立场来说，上帝就是“爱”。这个爱的原则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才首次得到完全实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首次看到“爱”和“自我关怀”这个冲突得到消除。因为在耶稣的一生，特别是在他的死，他显示出爱是上帝对人的旨意，爱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由于这个缘故，耶稣基督成了上帝的启示，同时也是我们的救主。

　　正因为此，他的神学思考聚焦于历史的耶稣，而不是信仰的基督。是起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不是起于对教义信条的阐释。因为他的眼睛端视地上，关注着民众的疾苦。从20 年代后期，吴耀宗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就是物质的重建，或是物质生活的充实。假如中国要自强，同时要消除外力的入侵，它便要首先寻求物质和科技的改进。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是“民生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教会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民生的疾苦。如同后来的解放神学家所做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神学方法使吴耀宗不能不关注社会的问题和民众的疾苦。这也使他的神学具有相当的激进性。

　　四、结语

　　从上述有关吴耀宗的处境化的神学方法的论述不难看出，他不是一位躲在书斋中进行思考的神学家或基督教思想家，而是一个投身于社会的大潮，并从基督教的角度积极作出思考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的思想不断转向，而他的转向既不是“委曲求全”（谢龙邑语），也不是要用“片段的基督教”去为社会革命的理论进行注释（梁家麟语）。他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和阐释，是出于他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和挚爱，使他不得不如此。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的追寻，对一个能够有效地改善社会的途径的追寻。在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一切行动，包括他在三自爱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他对基督教的理解。”

　　可以说，吴耀宗面对教会当时的处境，使用圣经、理性、经验、当代思潮和传统文化作为他思考的资源，努力对基督教进行处境化的阐释。不论他的处境化的阐释与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是否有距离，或有多大的距离，他的这种努力是护教性的，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拓展了空间。

（作者系本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