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圣经《和合本》出版100周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与联合圣经公会联合举办了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来自学界、教界，以及联合圣经公会共17位代表发表论文，从译经、释经、修订、历史与现实、神学与文化等角度共同探讨了100年来圣经《和合本》在福音传播、教会合一、信徒牧养以及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正视《和合本》的时代局限，从而敦促今日中国教会努力培养圣经学者、译者人才，让古老的圣经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里仍能发出永恒的光芒。为早飨读者，本刊先行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作了点滴摘编，因时间关系，未经作者过目，如不全面，敬请谅解。

圣经《和合本》促和合

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主席、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执行委员会顾问　李志刚牧师

作者以“中文圣经《和合本》与中国圣经礼拜的爱国精神”为题，提出由于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促使了中国教会和合采用《和合本》圣经传扬福音，共建“唯独圣经”的信仰；又因为圣经《和合本》的出版，更促进了全世界华人信徒勤读圣经，信仰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爱上帝、爱人、爱国爱教的和合行为。就今日中国爱德印刷厂印刷圣经的过程所见，应包括信与不信的和合；政府与教会的和合；外国教会与中国教会的和合；世界圣经公会与中国教会的和合。而我们今天得在上海为中文圣经《和合本》举行100周年的感恩聚会，同样显出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和合；外国教会与今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教会的和合，使圣经为中国和中国同胞带来祝福。

在信仰中理解孝道精神

燕京神学院教务长　陈驯牧师

作者以“从释经学的角度读解《圣经》中五处容易引起孝道争议的经文”为题，探讨了圣经文本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都很重视孝道精神，但是孝道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文背景不同……在信仰中理解孝道精神远比效仿孝道行为来得重要，有时在信仰中追求孝道精神高于世俗的人伦关系与道德标准。基督教信仰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多于人与人的关系。在圣经解释上，我们需要理解圣保罗的教训：“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后3∶6）这是基督教释经学原则之一，聆听上帝的道不仅是理解经文字面的意思，更需要明白经文的道德意义、灵性意义以及对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实践指导意义。

经学的冲突：耶稣与犹太人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研究室主任　谭立铸博士

作者以“经学的冲突：耶稣与犹太人”为题，谈到经文的意义如果与人的成全相关，那么释经者的道行在释经的过程中就不是没有关系的。耶稣与反对他的经师们面对的是同一部圣经，他们之间道行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理解经文意义的不同……耶稣与圣经没有冲突，他所希望的不过是法律和先知获得最终和真正的实现而已。冲突在于经学，耶稣对圣经，即法律和先知的解释与其他的经学，即福音书上说的经师们的经学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并且这是耶稣最终蒙难的主要原因……在耶稣对圣经的解释过程中，在他的言行中，随着他个人身份逐渐显露出来的，是做一个真正犹太人的含义。

持续修订，圣经译本不可或缺的角色

联合圣经公会越南事工部翻译顾问　施尤礼博士  

作者以“圣经《和合本》修订文本的评估—以《诗篇》第一篇为例”为题，提到2001年至2011年受邀参与《和合本》修订工程，因此以《和合本》修订中的《诗篇》第一篇作为蓝本，从具体经节、标点符号和注脚的修改等方面，作了个人的分析和评价，希望借此让信徒与教会了解圣经译本修订的困难和挑战，以及修订在圣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认为，由于语言的变迁，文辞上的改变，以及圣经研究和释义学上的进阶，旧版本的修订是必要的，并且必须持续进行。同时，从当代的翻译学进阶来看，不应当只重视对和错的抉择，更要有切合性（Relevance）层面的考量，我们需要在修订工作上，甚至在新的翻译上继续努力。

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百年好合”

华东神学院副教务长　胡应强牧师

作者以“基督教中国化的思索与实践初探—来自圣经《和合本》100周年的启发”为题，提到圣经《和合本》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创举，其“信达雅”的译文对中国教会和社会以至海内外华人教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圣经《和合本》为中国教会成功实行契合中国和合文化精神的联合礼拜和宗派后合一，构建中国化的圣经神学、释经学和讲道学奠定了圣经文本和圣经观基础。同时他指出，中国教会可采取编写中国化的教会经课、经文诗歌、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等实践举措，促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实现“百年好合”，从而建立一个得中国人民喜爱的中国基督教会，如此才是对百年和合最好的纪念，也是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的贡献。

体现“和合”精神，来自基层牧者的心声

浙江省杭州市基督教思澄堂牧师　陈丰盛牧师

作者以“确立圣经《和合本》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为题，认为作为一位基层的牧者，带着基层弟兄姊妹的心声参与研讨，即符合“和合”精神。就修订问题，他提出可以善用《和合本》的有利地位，承继其影响力，将其作为一个稳固的载体，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在保证教会健康、稳固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其在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他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应转向培养教会的专业人才，要肯花大资金去培养一批能够研究圣经、翻译圣经的人才；建立特殊的机构，如圣经公会；拨出专项资金，供给长期研究与圣经翻译事工使用。他很期待将来在中国各教会的书店里看到更多中国教会学者、牧者的圣经注释，看到中国基督徒作家写的属灵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