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5日下午，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虹桥宾馆举行了第一、二场研讨会，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以“‘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为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化”具有双向互动的积极意义，在使基督教会真正“化”入中华的同时，基督教本身也会给中国文化增加许多积极的、开放的、向上的新元素、新动力。这种“中国化”需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及其宗教传统的建设性对话、沟通和交流，需要积极体认和领悟中国的文化道统、民族精神及其个人气质，需要融入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和中国民族的精神气场，尤其是需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处境与心境，使中国的“士”文化传统能与基督教的“先知”及“仆人”精神能够得到有机结合、融洽共处。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代）阚保平牧师以“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为题发言。他围绕三自原则，提出自治的目标是实现自主办教，关键在于“办”，教会要发挥现有体制的优势。自养的目标是实现自力更生，即要做到经济独立。没有经济权的教会只是一个空架子，要发挥自身作用，保证牧养的自主性，就必须要有经济权、办教权。自传的目标是中国人自己在中国传福音，这就要解决自我身份的问题。他认为，若想要中国化，中国教会就要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现实，并成为文化、历史和现实中的一部分。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以“‘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为题发言。他认为，若要切实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不可或缺“三重研究视野”，即“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从勿忘过去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从正视现状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并重点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讨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性：第一，“基督教中国化”可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奉献中国智慧。历史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丰富多样的中国宗教形态，尤其是历来提倡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与宗教传统，不但为“比较与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氛围，而且能使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大有可为，为探索一种适应世界宗教多元化现状的“文明对话神学”奉献中国文化智慧。第二，“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基督教中国化”可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作为希腊－罗马文明之标志的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经多个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磨合，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能使基督教真正实现中国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也就多了一座黄金桥梁。

　　山东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副会长，山东神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洪玉牧师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探索”为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基督教”还没有彻底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去，基督教虽然已经进入了中国，已经在中国生存发展，但并没有达到“中国的基督教”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说，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基督教仍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洋教”，因此这些人就仍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防范、甚至排拒基督教。他指出中国化就是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认为基督教要彻底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还需要努力。

　　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张桥贵教授以“论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的本土化”为题发言。他从一位少数民族学者的角度思考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指出少数民族基督教本土化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本土化的历史以及遇到的问题。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金光先生以“倡导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为题发言。他提出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和谐神学，需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以和中国的传统特征。他指出倡导和谐神学是我国国情、当今时代的需要，能够充分弘扬基督教教义中和谐、友爱的丰富内涵，有利于正确地引导广大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和生活操守，能够明确地标识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特征。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以“如何理解中国今日之基督教”为题发言。他以“三个边缘化”归纳了中国基督教会目前的处境，即在神学和宗教学术研究上的边缘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在国际基督教界被边缘化。并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出现的若干新趋势，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基督教会的边缘化处境，并且有可能较大地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第一，多元化趋势。即教会的存在形式多样化，教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基督徒的人员构成、基督教的分布状况多样化。第二，学术化趋势。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内部的知识化趋势，表现为基督教会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在神学还是在宗教研究和教学上都扮演着主角。第三，社会化趋势。目前，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已逐步从传统的“灾难救助式慈善”或“政府指令式慈善”朝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并较大提升了其公共形象。

　　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鸿恩堂、灵恩堂许磊传道以“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格’与‘义’——兼澄清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言。他通过审视宏观历史中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已非简单的儒学化，而是一个与中国社会进程同步的动态过程。他选取“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提出社会是流变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三自爱国运动与神学思想建设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以此改变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明的误读，逐渐建立、清晰中国化的基督教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唐晓峰博士以“‘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为题发言。他回应了四个质疑：有没有必要在本色化、处境化之外加上中国化的概念？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是否需要学术界“多管闲事”？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还是需要人为推动？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是否会破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的独立性？普世性和中国化的关系是什么？他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这种必要性所产生的责任不应仅仅由基督徒来担当，还与基督徒所处社会中每个组织、每个个体相关。学者所能做的工作在于分析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总结古今中外基督教本土化可兹借鉴的经验，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做好教界与政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以“浅谈基督教的中国化——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为题发言。他指出，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明确文化建设的主体和载体，把握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内在机理与精神实质。在社会实践层面，基督教要将基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基层基督教的民间化和基督徒的信仰见证等视为实践意义上基督教中国化的体现。

　　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陈孝浪牧师以“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途径之一—应从基督徒的‘社会公德’做起”为题发言。他指出，中国基督教要中国化，其努力途径之一是必须要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对于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广大民众来说，中国基督徒应根据圣经结合《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社会公德”做起。基督徒的“社会公德”就是基督徒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其应当包括尊重当地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我们要从“社会公德”做起，尊重、适应、善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努力树立中国基督教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利益国家、造福人群，如此，广大民众对中国基督教就会理解或认同、接触或交往、支持或接纳，以至使中国基督教真正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