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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谁差遣我。                  ——赛6:8
 
 
 
 
 
 
促进基督教中国化
——在2015年5月全国基督教中青年代表人士培训班上的讲话
2016-01-27  |  阅读:  |  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高峰
 

各位同工: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中央统战部举办的全国基督教中青年代表人士培训班。按照这次培训班的课程安排,我将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这一题目作一分享,也会谈到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因为推进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一、基督教中国化与神学思想建设、三自爱国运动相关联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一个新命题,而是一个过去就有的历史命题。其实,自新约圣经记载的初期教会开始,两千多年来,基督教传到普世任何地方,所建立的教会都有一个本地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会既具有普世性又具有地方性的原因。基督教传到中国后,基督徒中一些有识之士积极致力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the Chinese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China),而不是建立其它国家差会组织在中国的教会(the Church in China)。十九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到中国大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叶一些中国基督徒积极倡导自立运动,如广州陈梦南于1873年组织成立“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据统计,到1877年,我国有十多所经济自立的教堂,到1897年,增加到一百多所。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激发了更多的基督徒积极倡导教会自立。1903年,上海俞国桢创办自立长老会堂。1906年,他又倡导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1912年,青岛刘寿山等人倡议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会,次年(1913年)刘寿山、隋熙麟二人捐巨款,兴建济南会所(经四路教堂?),1915年落成。当时,河北、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天津、北京等地许多有识之士都积极倡导自立运动。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整体而言,中国教会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自立的教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老一辈教会领袖发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中国基督教真正成为一个由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实现了中国教会在组织和主权上的自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叶的自立运动以及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都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而九十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基督徒在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所以,二十世纪上叶的自立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及九十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是相关联的。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丁光训主教就曾多次向普世教会宣告说,就教会而论,三自就是主张教会的中国化,注重体现教会的中国特色。他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

  2013年9月7-12日,在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国宗领导在讲话中指出:“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近代以来,基督教界有识之士为了洗刷‘洋教’烙印,一直在追逐中国教会的自立梦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教会才真正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巩固和深化了‘三自’原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抓住历史性机遇,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

  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经历,更突显了其中国化的必要性,迫切性与重要性,正如卓新平教授所指出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原本外来的宗教在华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使其在华发展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心。例如,这种中国化做得比较成功的佛教在历史上就曾经历了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从而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而且在今天还是华人信奉者最多的中国第一大宗教。对基督教而言,这两重意义上的中国化都是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形势下还特别继急需尽早实现并体现出来。基督教在华近1400年的历史有很多波折,尤其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或‘遭遇’亦命运多舛。当基督教初次传入中国时,佛教已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关键步骤,故此才有今天的巨大收获。与之相比,基督教4次传入中国,却有3次中断;而使基督教最终得以在华立足的第4次传入却因复杂的历史背景及其客观上的政治卷入而留下来阴影,在中国近现代发展中基本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被视为‘另类’的宗教存在。这种对抗和张力在20世纪达到顶峰,并使基督教在华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及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原因和历史机遇,使基督教得以面对、正视其必须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上要有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现实处境亦应该有危机感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中国广大基督徒之梦,是大家应该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基督徒已经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事关存亡”、“安身立命之本”还是“必由之路”,都表明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世上有形的基督教会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必须面对、适应她所处的环境,都必须依存于其所在的处境。中国的基督教必须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的基督教必须用中国的文化语言来阐释其信仰,必须用中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表明其意义。就像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遵守美国法律而不遵守中国法律的中国教会的道理一样。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道成肉身所启示的真理就是,上帝的道、福音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但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在地上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道是在具体的环境中成为肉身的。汪维藩教授说:“‘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己的民族中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自己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含义

  海外有些人宣传“三化”(参附材料),即“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总之就是要“中国基督教化”。

  近年来,学界对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性命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和研究。关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曾经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进行过定义,他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唐晓峰先生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融会贯通、良性互动为实际目标的理论探讨、宗教管理、信仰实践等诸方面的探索及努力。它需要基督徒及其团体、宗教工作者、宗教学者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共同参与。”

  2014年8月4-6日,借记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了一次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在闭幕会议上我的发言中,对“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概念从中国基督教的角度主要从四个方面作过一个初步的归纳:基督教中国化,即1、要立足圣经教导,在持守基本信仰的基础上,中国基督教要建立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与祖国荣辱与共、与人民相濡以沫的感情、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2、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吸收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养分,使基督教成为中华文化为表达、为中国人民所接纳和欢迎的宗教;3、要结合中国教会几十年来走三自爱国道路的独特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基督徒独有的灵性感悟,进行处境化的神学思考,逐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教会“自我”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4、要探索结合中国国情、社情和教情的教会论,在基督教两会的协调指导下,巩固联合礼拜成果,坚持教会合一方向,按三自原则建设一个伦理型、道德型、服务型、在信仰表达和教会生活上具有中国特色、更加荣神益人有美好见证的、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

  四、促进基督教中国化

  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要立足中国社会、文化处境

  今天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社会都在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开展基督教中国化不可能脱离这一社会处境和时代背景。中国教会只有把自己视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认同中国发展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自觉投入到改革开放、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才能为基督教中国化开创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取得更有效的成就。

  在文化上,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兼容并包,自成一体。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表现形式与中国文化相遇,他们之间的张力是客观存在的,但两者的关系不应是必然对抗的,而应是互补的。“道成肉身”的道理,使徒保罗“在什么人中就作什么人”的教导都向我们昭示,只有扎根本土文化,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普世的。我们必须抛弃那种笼统地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异教文化”、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之为“异己文化”的不正确思想,抛弃那种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自觉地把基督教扎根于历史悠久、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使基督教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有益的文化借鉴和支持。

  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要继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

  要使基督教中国化,构建符合中国基督教处境、有助于中国教会健康和谐发展的神学思想体系是关键。如果没有神学思想上的“自我”,中国教会的“自我”就仅有其外在形式,而没有其内在精神。只有拥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国基督教才能真正中国化。要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继承历史神学遗产但不拘泥于历史,借鉴西方神学但不照搬西方,思考领受神给予中国教会的特殊亮光,在处境中研究切身的神学课题,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同时,要进一步做好神学思想建设成果的转化工作,发挥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的作用,拓展教牧同工的神学视野,丰富讲台供应,按时分粮,夯实信徒的信仰根基,把基督教中国化体现在信徒的信仰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践中。

  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要加强教会建设

  基督教中国化要通过一个由中国基督徒自主自办、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教会体现出来。因此,教会既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力见证。我们要在深刻理解教会普世性与地方性关系的基础上,探寻既遵循教会传统又适应处境的教会论,探索符合中国教会长久发展的组织模式和教会体制;巩固联合礼拜,促进教会合一,按三自原则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同时,在信仰表达和教会生活上,包括赞美诗歌、教堂建筑、崇拜礼仪、圣职按立、牧养模式、灵修形式等,创造出一个能为中国信徒喜爱、中国社会接受的中国基督教,成为普世教会的丰富和见证。

  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要致力于融入社会,在时代中成为美好见证

  基督教中国化,既是一个基督教融入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可、接纳的过程。教会有其福音使命,同时,也应该在社会上发挥光盐作用,播撒主的大爱。担当社会责任,回应社会需要,在服务社会上有所作为,是教会融入社会,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教会应该在医疗卫生、养老托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尽上自己的力量。要从神学思想建设中寻求社会服务理念的信仰基础,按照“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经训,倡导“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奉献精神,践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在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举办社会服务事工中展现中国基督徒的风采,树立中国基督教的形象。

  促进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的主要目标,是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基督教中国化对中国教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对中国教会的前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项长期工程就停滞不前,无所作为。我们应当坚定信念,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中国教会将不断探索、调整自己,使中国基督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积极力量,做出荣神益人的美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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