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宗

　　历史是某一时期的终结，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持续；历史是已然的，现实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记载的是过去，现实表现的是今天，但是历史和今天的社会发展又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永远是一本教科书，它记载着前人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为后人提供启示和告诫。人们只有认真对待历史，才能正确面向未来。本书以中国成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名，就是希望有助于基督教人士、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以及关心中国基督教的人们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牢记它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基督教有关工作，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凝聚力。
　　一
　　近代基督教是在十九世纪传入中国的，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传入又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而且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
　　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三自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使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使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利用的“洋教”，改变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在社会主义祖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道路。
　　三自运动发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三自运动发起后，1951年在全国人民控诉、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高潮中，中国基督教人士也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严重罪行。经过基督教人士的共同努力，根据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的言论、文章，又揭露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材料。昔日他们在侵略风头上洋洋得意的言行，今天成了无法推卸的罪证，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自运动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我们过去所揭发的材料主要是一些摘录和单篇文章。近年来，许多人希望能把这些材料进行整理。
　　现在我们在前人揭发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分别汇编。我们编写的原则是：①不是写中国基督教史，而是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②内容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来写，因为脱离我们民族历史的实际，就无法理解当时外国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言行的实质；③在资料方面，尽量引用外国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的原话，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说明、述评；④由于文章作者文风不同，我们不求统一；⑤过去在《天风》中登载过的一些有关资料放在附录，供研究参考。
　　二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一开始就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从来没有停止过。固然在三自运动初期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出于宗教感情，感到难于理解，有的人表示反对。以后随着大量史实的展现，许多人有所认识；现在，固然还有人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或了解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奇怪的是，竟有人说我们是在“捏造”。为此，我们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1、揭发、批判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并非从新中国成立、三自运动开始。早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首先是教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尖锐地抨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尔后在同年5月举行的，由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控制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中，中国基督教代表也批评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耻有相连的关系，西方自称“基督教国家”，违反教义，侵略欺凌我国，致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很大阻碍；他们还批评当时在差会和传教士“管教”下的教会其实仍是一个“外国教会”，所以受到外界的非难。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同胞惨案的同时，爱国的基督徒也纷纷抨击那些“基督教国家”贩卖鸦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恶贯满盈；而有的传教士却违反教义，口是心非，包庇其政府的侵略罪行。这些，都是历史上教内外爱国同胞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史实。三自运动发起后基督教人士和信徒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实际上是基督教爱国先辈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比他们批判的更深入、更具体，更进一步证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据确凿，是无法抵赖的。
　　2、西方国家官员和基督教人士承认列强同基督教在政治、经济上密切关系的言论是很多的。比如：
　　美国原在华传教士、著名历史学家赖德烈对《中美天津条约》中得到所有差会、传教士及其国家官员欢呼的“宽容条款”批评说：“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在此他尖锐地指出：“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
　　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传教士对其外交活动作出重要贡献的事例很多，早期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福斯特（Foster， J.W.）在《美国在东方的外交》一书中，描写传教士对美国外交一些“丰功伟绩”的例子后说：“传教士对西方国家和远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其贡献特别显著”，“是一个绝对的需要”。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十三年的田贝（Denby， Charles）说：“近一百年来，男女传教士曾努力将我们的威望、语言和商业带进中国。如果把他们除掉，我们国家的声誉将会黯淡无光。无疑的，没有他们，我们的商业将受到重大损失，我们的外交将失去它主要的支柱。”
　　北美差会联合会在1932年的年报告中，公开承认该会“所收到的电报和重要文件，包括重要的第一手情报，立即转送华盛顿国务院。”
　　1955年9月18日，美国《基督教世纪》社论“冷战中的差会”，就传教士有无可能从事间谍活动问题时说：“从事间谍活动的罪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推诿。”“传教士和差会曾经受到强大的压力，要他们把情况送交我们的情报部门备用。这个问题，许多传教差会内部关着门低声细语地也谈论的。”
　　在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等几个主要教会团体在通过有关同中国关系的声明中承认：传教运动是西方为统治中国及其施加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在中国所属的教会，都是受到西方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的。传教运动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密切联系损害了它对基督的见证，这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和西方世界列强的权力与力量结合在一起的。
　　西方基督教学者批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有正义感、有良知的教会人士承认这种关系对传教运动造成损害的言论是很多的。说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3、现在我们编写这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要以历史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这个论断，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作出的历史结论。
　　三
　　既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已是定论，而具体贯彻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又是同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分不开。对此，如何评价传教士的功过，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传教士是传福音的使者，不能把他们与帝国主义侵略相提并论。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它既有传教士个人的奉献，而且有的事迹感人至深；但传教士又不能脱离差会和政府政策的联系。许多传教士在传福音的同时，还要进行别的活动，其中包括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政治活动。在三自运动批判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以后，许多基督教人士在文章中提到传教士时，常常在前面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称号。对此，在二十世纪80年代已有改变，认为对传教士应按其不同情况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2000年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全体委员会通过的《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总结》这一重要文件中明确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三自爱国运动在50年代曾经把一切外国传教士都称为‘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根据传教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而有所区别，凡所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如何评价传教士，关键是要根据各传教士的活动与其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
　　外国差会是竭力否认差会及传教士同其政府政策有关系的。最明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8日，北美差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给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信中说：“差会在华宣教的工作，从来没有与政府的政策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关系。”话虽然讲得干净利落，但事实并非如此。
　　记得1943年美、英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时，《基督教世纪》的社论说：“基督教差会之派遣到非基督教国家从事于宣教工作者，其与本国政府的政策所发生之关系，美国人士往往忘而不谈；但是，差会所到工作的国家，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社论的话很清楚，它承认差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同其政府的政策是有关系的。由于事实俱在，“差会所到工作的国家，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只是美国人士不好承认，于是“忘而不谈”，其实是避而不谈而已。
　　事实上，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开始，就利用传教士为其侵略效劳，不少外国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贩卖鸦片、搜集情报、鼓动对中国发动战争，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侵略军、参与策划和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差不多所有差会和传教士都为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取得新的政治、经济权益而欢呼。许多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殖民主义征服者的心态深入内地，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的反抗，酿成“教案”。而传教区域的建立和扩展，又是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紧密相连。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美、英政府和差会更加着重文化侵略，就是要培养一批在政治思想上顺服它们，能控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通过他们的影响，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再发生反抗，从而达到比发动侵略战争更为有效的、在政治上完全支配中国的目的。表现在用传教、办学校、办医院、搞救济等办法来培养它们所需要的“人才”和收买人心；特别是在传教的同时，散布他们那套有利于为帝国主义侵略辩解的神学思想，更能欺骗信徒。
　　1931年“九·一八”日军入侵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竭力诱使中国政府对日妥协，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布道、各种基督教国际会议，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都是按照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行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为加强扶蒋反共政策，1946年甚至将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任命为驻华大使，他既公开执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同时又指挥在中国的差会和传教士活动。
　　总之，外国差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从来都是同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分不开的。一些知名的传教士，既是出谋划策，又是贯彻执行其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怎能说“差会在华宣教的工作，从来没有与政府的政策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关系呢?!”

　　那末，是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是在政治上搞侵略活动的呢?不是的。
　　许多传教士是抱着传福音的使命到中国来的，不少传教士为传福音奉献终身，他们翻译圣经，为文化交流、医疗卫生、移风易俗和社会服务等做了不少工作；有的传教士同情、支持辛亥革命；在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也有美国传教士和一些外国侨民冒着艰难险阻组织“安全区”，保护我国同胞等等，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但是，由于传教士来自美、英等国家的社会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往往不能摆脱自己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观念；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整个传教事业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受差会派出的传教士无法摆脱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羁绊。
　　1、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它们是耀武扬威的强国，中国是备受欺凌的弱国。它们富有、科学技术等很先进，而半殖民地的中国却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外国差会、传教士有钱、有势，中国教会要靠外国差会资助，它们是“母会”，中国教会是“子会”，是传教士“管教”下的“母子关系”；教会的行政、人事、经济等大权都掌握在差会、传教士手中，许多传教士都抱有来施舍、拯救中国人的“优越感”。在1922年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中，由于教会都在外国传教士“管教”下，中国教会领袖和代表只能很婉转地批评传教士在教会中“大权独揽”、“专制”，希望他们“消除国家及种族成见”等等。不少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贫穷、苦难，是因为不信上帝、有罪的关系，他们的国家强大、富有，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受上帝祝福的原故。他们可能不理解这种不同遭遇的命运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而这却是帝国主义利用传教所要传布的“道理”，即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只有顺服，不能抗拒。说明许多传教士对其国家的侵略政策不仅没有怀疑，反以为荣，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国家对华侵略政策效劳。
　　2、由于差会听命于美国国务院，传教士受差会管理，传教士的自由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如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后，在1932年“一·二八”突然对上海发动进攻，极尽轰炸烧杀抢掠之能事。目睹此情景，当时在上海有105位传教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军野蛮残酷的暴行，以此“诉诸普世同道，请本良心主张，对于穷兵黩武者之疯狂及暴戾加以反对。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手段，制止武力斗争。”这是传教士们出自人类良知，为维护人权和申张正义的呼声。可是几天以后，北美国外宣教协会却发表《致美国及加拿大各教会的宣言》说：“远东的国际形势极为复杂，我们下判断应力求审慎而不该操之过急”，对中日问题，“切勿受那些不完全的、谬误百出的、过甚其词的报章记载的影响。”显然，这105位传教士的呼吁违反了美、英政府当时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就由差会出面发宣言堵住他们的嘴巴。
　　又如抗战胜利前后在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由于同情和支持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同吴耀宗等一起参加学生们反内战的集会、游行，并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深信这样做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是他的这些活动，由于违反了差会所遵循的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遭到差会内部的反对，以至他不得不向差会辞职。
　　在第二次大战后，蒋介石政府独裁腐败，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政治上极端孤立。但美国政府始终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反共内战。而在华的传教士，绝大多数在政治上也是采取拥蒋反共的态度，这同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华圣经会传教士慕天恩认为要大量散发圣经以反对共产党，还要请司徒雷登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请示。又如在那个时候，在华传教士先是撤退，以后又不要撤退，要“留在中国原岗位上保持美国利益”，都是美国国务院向差会发出的指示。
　　至于搞情报活动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前述1955年9月《基督教世纪》社论中看到，是美国情报部门把“强大的压力”施加在传教士身上，要他们在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的。这使我们看到，有的传教士搞情报也是无可奈何的。
　　总之，在传教士听命于差会，而差会又听命于其政府的体制下，不少传教士是不自觉地在贯彻执行其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只是怀着一股为传福音奉献的热忱，对此可能不了解，或不理解；有的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讲，只好“忘而不谈”，或关起门来窃窃私语。这是传教士的时代悲剧。
　　四
　　虽然是外国差会控制了在中国的教会，通过传教散布它们的神学思想，要使中国信徒顺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一些爱国的中国基督教人士，特别是信徒中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1、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俞国桢牧师和一批教会知识分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保教条款，在上海发起脱离外国差会控制，不接受差会经济津贴，不分宗派，组织自立教会，提倡爱国爱教，自立自养自传，得到各地很多教会的响应，逐步形成自立运动；其发展时起时伏，又是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或挫折分不开。
　　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由于受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育和刺激，一些在外国差会控制下的基督教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倡“本色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不同，它并不要求脱离差会，而是希望差会能把教会治理、经济等权力移交给中国教会领袖，进而逐步消除宗派区别，对教制、礼仪、神学思想等进行改造，使福音适应中国文化和民族特点的要求。但差会并未同意这些主张，“本色教会”的倡议没能实现。
　　差会为应付当时的形势，先后将“大美”、“大英”等教会冠名改为“中华”，请一二位他们信任的中国人名义上当领袖，但行政、经济等一切实权仍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改头换面，维持传教士控制教会的实质并未改变。这并不是中国教会领袖要求的“本色教会”，我们也不能把差会搞的这一套称作“本色化”。
　　2、在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北伐革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爱国的基督教人士和广大信徒都有很好的表现。这些，我们在本书各章中都有述评。尤其是从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基督教人士和信徒的爱国进步事迹越来越多，爱国信徒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由于本书主要是述评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史实，基督教人士和信徒的爱国活动我们只作重点介绍。对基督徒的反帝爱国活动，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辉事迹，我们在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曾向全国信徒征集稿件，出版了一本《为了正义与和平——中国基督徒在抗日救亡中的事迹》的小册子，是专门介绍这方面情况的。
　　五
　　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要犯错误。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歪曲或纂改，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旧中国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1、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基督教人士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指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企图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敌对势力仍在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直到现在，还有人打着各种旗号，采用各种方法在继续进行，甚至有人叫嚷要用宗教来改变别国的社会制度。五十多年来的经验使我们深切体会，这份当时由吴耀宗等各教会领袖共同研究起草，并得到全国大多数信徒签名拥护的《三自宣言》的这个英明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一直要牢记的。
　　2、宗教不是政治，但宗教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和影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教会才能独立自主，兴旺发展；国家衰弱、受欺凌，教会就会被侵略者支配、利用，从而背离祖国人民利益，使教会蒙受损害。
　　牢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基督徒一定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和主权，因为它是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境外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基督教人士，虽然在三自运动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怀疑或不满，但当他们了解历史真相，看到过去传教运动同列强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损害了基督福音的见证，看到中国教会在三自爱国道路上茁壮成长，就表示要尊重中国基督教的自主性和完整性，肯定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和教会合一精神，要制止一切侵犯中国教会独立自主的活动。这是中国成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外国朋友方面的体现。对此，我们深感欣慰和赞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们编撰这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抱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愿望，希望基督教人士、信徒和关心、研究中国基督教的朋友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基督教过去这段历史，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和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增强抵御海外渗透破坏活动的识别能力；并希望赢得海外更多基督教朋友的理解和友谊。

作者时任中国基督教两会咨询委员会主任。
原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3年6月出版，第1-18页。
首发式在2003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