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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江文汉同工（1908．６．５—1984．９．７）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原副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原副总干事，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今年是江文汉同工１００岁诞辰，这段回忆录是他于1983年12月22日写成。现由其儿子江肖文牧师推荐，投稿《天风》，以作纪念。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国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 在日军统治下，难以继续开展工作。抗战开始后，西北成了重要的后方。它地区辽阔，陕，甘，宁，西，四省的面积约计1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七分之一，而人口却只有1700万，不及当时江苏省的三分之二。不少机关，学校和工厂都迁往西北。沿海一带的许多民众也纷纷奔赴该地区。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参加抗日运动的数以万计。
1939 年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青年协会”）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延安进行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七贤庄一号）经伍云甫同志的安排，见到了周总理。当时总理正由重庆到了西安，准备返回延安。总理欢迎我们去延安，并经他的安排，我们于6月23日随大队，一行五辆卡车，从西安出发。除总理外，还有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以及秦博古同志。每辆卡车上载有45名乘客，大都是投奔延安抗日大学的男女学生。其中包括一些海外华侨青年。如果天气好，从西安到延安乘汽车只需一天，而我们却花了将近三天。这条公路通过黄土平原，一经下雨就泥泞不堪，汽车不易通过。而我们恰巧在途中遇雨，卡车又出了毛病。当时国民党胡宗南以15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形势紧张。由于有周总理同行，我们沿途没有受到阻难。
我们于6月25日下午抵达延安，由交际科科长金城同志接待，住在“西北大旅社”。实际上，这是一排窑洞。西北的黄土适宜于挖掘窑洞。这种窑洞不但冬暖夏凉，而且可以防御空袭。 我们在延安总共住了三天，访问了边区政府和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会，还参观了抗日大学和新成立的女子大学与鲁迅艺术学院，我们也有机会参加一次欢迎周总理等回延安的盛大晚会，亲眼见到冼星海同志指挥的“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
这次访问的高潮是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当时的延安，几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难忘的6月28日下午，毛主席乘着一辆救护卡车来和我们会见。据说这部稀有的卡车是由南洋华侨捐献的。毛主席是湖南湘潭人，当时46岁。他告诉我们，他读过古书六年，受过新式教育五年。他满口湖南音。我也是湖南人，就临时当了他谈话的翻译。
毛主席首先谈了当前的形势，又讲了胜利后中国前途的展望，然后就转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说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他认为强迫人信仰宗教与强迫人不信仰宗教都是不对的。对待宗教也应采取民主政策。他说红军有些游击队曾经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做了一些错事，一般都得到了纠正。只要信教的人在政治上不反对政府，信仰各种宗教都是允许的。但毛主席也着重指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在哲学上是不同的。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因此宗教徒不能参加共产党。如果要成为党员的话，就必须放弃宗教信仰。他说共产党人和信教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共产党人和信教的人要在政治上一致。只要主张打日本，不管党派和宗教，都可以合作，这就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歧视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很尊重的。这是因为在信仰上，不可能大家相同，可以各信各的，但要共信一个“抗日救国”。因此毛主席表示欢迎我们派人到延安设立青年会服务处，而且将从各方面予以协助。可是由于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此计划未能实现。在重庆工作的三年中，我有机会去曾家岩周总理办事处再次见到周总理，并通过此办事处数次拨款给延安学生疗养院。
毛主席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并在我个人的生活中起了很深远的影响。1945年1月，战争还未结束，我因事从重庆经印度去了美国。随后不久，日本投降，战争停止，我留在美国读书。1947年秋，学业完成。那时国内形势紧张，蒋介石垮台已成定局。但我和家眷仍然毅然决定回国。这正是由于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对我们的谈话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担心和惧怕，同时我也深信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家终于1947年9月回到了祖国。今天，回忆他老人家44年前的会见和谈话，我的心情依然是很激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