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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想转变的前夕
1927年10月，耀宗先生到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上班办公。当时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是余日章，校会组主任是顾子仁，校会组的工作人员有沈体兰、王揆生、曹亮、任惟聪、Wilkinson等。
青年会全国协会在总干事下面设立了许多部门，其中主要的有三个：市会组，校会组和出版部。市会组负责联系各地青年会；出版部顾名思义便知是负责有关基督教青年读物的出版和发行的；至于校会组，它的任务是指导各基督教学校(大学与中学)的青年会的工作。
作为校会组的干事，耀宗先生的一件经常工作便是旅行，去那些有基督教学校的城市旅行，参加基督徒青年的各种聚会，向青年们演说，谈自己信主的经过，也谈对当时青年们所关心的时局问题的看法。除这些会议外，还有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外地举行的许多会议——退修会、全国学生干事大会、全国干事大会等等。因此，在短短的三四年间，耀宗先生跑遍了半个中国，北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南至广州，厦门，福州，西及武昌、汉口、郑州、太原，有一次还从辽宁的安东(现名丹东)渡过鸭绿江去朝鲜的新义州参观游览，真可以说是风尘仆仆了。
耀宗先生喜欢接近青年人，不但向他们演说，而且还同青年们一起讨论问题。1928年12月，他去南京，在金陵大学向学生团契演说，题目是“爱的创造”。演说之后，耀宗先生亲自领导讨论“如何实现爱的社会”。他对这次讨论印象深刻，在日记中写道：“讨论极有精神，团契中之学生江文汉、程锡康、魏景超等均极热心。”他不但常常用自己如何归主的经历来训勉青年，而且向青年们谈自己对上帝的认识。1931年夏天，他在华中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上就以“上帝的认识”为总题作系统演讲，六次演讲的分题为：(一)上帝的实在， (二)从真理认识上帝，(三)从爱认识上帝，(四)我们里面的上帝，(五)从崇拜认识上帝，(六)从耶稣认识上帝。这些亲身体验激起了青年们对追求基督教的很大兴趣。
当时，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有一批年青干事，他们志趣相近，又都关心社会改造的问题，因此，组成了一个团契，经常聚集在一起探讨问题，交流看法。这些青年干事有：沈体兰、邓裕志、管梅瑢、王揆生、曹亮、蔡葵、顾子仁、沈嗣庄。蔡葵结婚后，她的丈夫陈望道虽然不是青年会干事，也来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活动。
尽管青年会的工作十分忙碌，耀宗先生对于国事，对于社会问题还是十分关心。1928年5月3日在济南的日军无故枪杀我国军民，遭到我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那一年的9月?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公宴日本基督教的田川大吉郎，耀宗先生也被邀参加。宴席上，中国方面由夏晋麟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济南惨案的态度。田川对此事却含糊其词，避不作答，不置可否，最后则说愿中日两国永远亲善，愿两国基督徒都成为耶稣的忠实门徒。耀宗先生听后十分气愤，对别人说：“这真是滑稽的基督徒亲善，可怜啊，可怜!”
那一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耀宗先生正在北平，当天晚上他在青年会会所前观看学生及各界人民的提灯游行，沿途呼口号，仪容甚盛，他当时对国民党政府还很不认识，因此，他认为这是“北伐告成后之第一次国庆，人民之欢跃如此，固其宜也”。
那时，他对于共产党也是不认识的。1927年12月 12日爆发了广州起义。他在日记中写道：“广东共产党举事三日，被国军克服，两方杀人数千。”12月19日，起义失败后，他又作文一篇题为《共产党为什么拼命与我们捣乱?》从这些可见当时他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
在宗教思想上，耀宗先生当时十分热衷于唯爱主义。1931年，他应唯爱社季报编辑罗天乐(s．Lauten— schlager)的要求，接过了《唯爱》季刊(中文版)的编辑一职，并把季刊改成了双月刊(具体编辑工作由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编辑应元道负责)。唯爱社的目标是实现一个“爱的社会”，信条是：
1．相信“爱”是人类生活最高的原则，是建设理想社会唯一的动力；
2．相信个人的“人格”有神圣的价值和无限向上的可能；
为了使“爱的社会”早日实现，唯爱社主张：要使“爱的精神”充满个人的生活：要创造新的组织、新的制度，使“爱的精神”得以具体实现；绝对不参加一切战争，因为战争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唯爱》双月刊上登载的唯爱社的这些主张，当时，中国基督教内有表示钦佩的，有表示怀疑能否实现的，也有提出问题进行商榷的。耀宗先生对这些来信都一一作了回答，并将往来的信件发表在《唯爱》上。
这几年中，耀宗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籍，有宗教的，有哲学的，有历史的，也有文艺作品。他既读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又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既读俄国革命史、苏联早期文学作品，又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和《甘地自传》；既读鲁迅、茅盾的作品，又读《曾文正公(国藩)家书集》。他还渎了不少西方布道家和神学家的著作，其中有Sherwood Eddy的，有Reinhold Niebuhr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的。使他最受感动的是《甘地自传》。当他读到最后几页记载甘地在医院患病时之状况时，不禁“为之唏嘘流涕，掩卷数次，乃能卒读”，并决定把《甘地自传》译成中文。
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正在向中国步步进逼，国难日益深重，而国民党政府却对外退让，对内剿共。耀宗先生眼见国事如此，又无能为力，不禁感慨系之。 1931年8月，他在去北平参加了华北基督教学生夏令会南下返沪途中，在渡长江时，心中有感，乃赋得《咏玉泉山》七绝四首。前三首描绘玉泉景物，第四首乃点出作者真意，诗云：
“湖光塔影任徘徊，如此江山剧可哀，
莫道初秋天气好，凄风苦雨渡江来。”
诗末注云：“时水灾遍十省，灾民数千万，赣省剿共，两粤独立。”
此时的耀宗先生是苦闷的，中国将走向何处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