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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件”发生时，耀宗先生正在英国牛津，他是同顾子仁、刘廷芳、韦卓民等去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的。这次大会结束后，他又去温切斯脱出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执行委员会议，8月7日才从英国回到美国。
一回到美国，他就为《中国基督徒学生》月刊写一篇题为《一个中国人的中日战争观》的文章，这篇文章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文章的末尾，耀宗先生提出希望国际上能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可见他那时是把中国的抗战前途寄托于国际干涉之上的。
之后，他利用暑期在许多集会上演说，也在许多刊物上发表文章，中心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呼吁国际干涉中日战争。当时，美国人民中的孤立主义思想很浓厚，同情耀宗先生这样的主张的并不多见。
9月23日，纽约协和神学院秋季学期开始，耀宗先生入学进修一个学期，每星期上课十二小时，同时又在社会研究学院每星期上课二小时。1938年1月完成了考试的论文，题为Tens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Realism in the Thought and Life。2月4日离纽约返国。船行一星期后，抵法国的瑟堡，耀宗先生离船上岸，乘车去巴黎游览，之后又去瑞士日内瓦，会晤青年会世界协会的负责人，然后乘车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在那里再登上轮船继续他的回国行程。在旅途中，耀宗先生浏览了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包括斯诺写的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在内，他读完这本书后，“觉此书甚有益”。3月13日，船抵上海，当时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已被日军占领，船停在虹口公和祥码头，素兰女士已在码头伫候，乘客等再换乘小火轮至租界的海关码头上岸。此次，耀宗先生于1936年12月离上海去美国，1938年3月返沪，虽时仅隔年余，但日军铁蹄已在关内蹂躏我大片土地，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耀宗先生回国后，改任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出版部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编辑一套“非常时期丛书”的计划。这套丛书分为三大类：(一)国难，(二)基督徒信仰与生活，(三)基督教思想潮流，每类出十本书，共三十本，分头约请国内基督教领袖及教外人士撰写。
此时，耀宗先生与唯爱社仍保持着关系，虽然他已辞去了中国唯爱社主席的职务。他出席唯爱社的聚会，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国唯爱社的情况。他同沈体兰、孙瑞璜等基督教人士还参加了一个名叫“复社”的团体，这是一个从事出版工作的组织，1938年3月29日成立，社员共二十人，其中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仲麟、梁士纯等社会知名人士。社员每人出资五十元，共一千元，复社先后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等，在当时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
那一年的5月，耀宗先生第一次离开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去内地访问青年会，他辗转经过香港、广州先后到了长沙和汉口。在这两个地方，他除了在青年会演讲和同青年们谈话外，在长沙时他经人介绍还会晤了当时担任十八集团军驻湘代表的徐特立，两人交谈良久，耀宗先生提出自己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这一问题的看法，同徐老交换意见。离长沙后，耀宗先生又去了汉口。他在汉口时，本拟去拜访当时担任十八集团军驻汉代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 不意周恩来同吴玉章两位先来青年会拜会。双方谈话的内容很广，涉及宗教问题、抗战问题、国共合作问题、中国革命问题、苏联清党问题等。这两次交谈可说是耀宗先生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的初次见面接触，他认为同他们的谈话是“颇有意味”的。
从内地回上海后，耀宗先生又于1938年11月去印度，出席在马德拉斯举行的国际宣教协会会议。这次会议于12月12日在马德拉斯城外的坦巴南基督教大学举行，参加者共四百六十四人，来自六十多个国家。会议开了十七天，于12月29日闭幕。全体与会者除参加大会外，分为十六个小组，分别讨论信仰、教会与传道，经济制度、国际关系、宗教生活、文字事业等题目，耀宗先生先后参加信仰和文字事业这两个组。大会讲员有穆德、贺川丰彦、顾子仁、吴贻芳等。这次会议因代表中有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会议当局力戒会众作过激之言论，因此，讨论及演讲有关这些问题的，措辞都极其温和，颇为一部分人所不满，但会后有代表十余人发表宣言，畅所欲言，指摘日本之侵略，耀宗先生感到此“亦一快事”。
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耀宗先生就同徐宝谦、刘廷芳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友人陆慕德等去华达访晤圣雄甘地。12月31日到华达，他们一行先到一富商家中休息，这商人拥有华达镇地产之半，自受甘地感动后，就把财产的大部分献给甘地。午餐后，乘马车去西加昂，甘地住在该地的修道院。甘地居广小土房中，在此接见十多位宾客，很感狭小。那一天的谈话，因人多，没有一定的题目。第二天是1939年的元旦，那天下午，耀宗先生同徐宝谦，陆慕德等少数人再见甘地，专谈中日问题。耀宗先生先把他已译成中文的《甘地自传》一本送给甘地，然后提出非武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关系的问题向甘地请教。甘地答曰：非武力须由内心自发，基于对上帝之信仰。如果采用非武力的手段而自己不感到更刚强，那还不如采用武力。此次谈话约一小时，耀宗先生等就告辞而出。离华达之后，他们一行又去博尔波拜会名诗人泰戈尔。之后，去巴杜里会晤尼赫鲁。耀宗先生向尼赫鲁提出，青年协会书局计划将他写的自传译成中文出版，得尼许可。
从印度回国后，耀宗先生先后于1939年10月—12月和1941年8月去内地访问。在这些年间，他向内地和上海的许多大学的学生讲道，主领学生们的礼拜，也同学生们讲述时事；他参加社会各界人士的座谈会，讨论如何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1941年8月他第三次去内地后，还参加了一次峨嵋学会的会议，这是由青年协会，女青年协会主持的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潘光旦、施葆真、廖鸿英及外国友人云从龙、费尔朴、韩德明等．共二十多人。会议讨论由云从龙主领，讨论题为“教师耶稣”，颇热烈。耀宗先生在会上作了几次宗教思想演讲。
就在耀宗先生准备乘飞机从重庆经香港回上海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就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在成都住下去。岂知这一住就差不多住了四年。
